地循着法律发现的路径——由司法方法的视角(2).pdfVIP

第三编裁判方法理论问题625 地循着法律发现的路径 ——由司法方法的视角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孙茜 对二审发回重审、改判案件在一审法院举行听证，明确责任，不仅在基层法院广为流 传，而且一些中级法院也开始采用，该制度设计者的初衷也许是为了给办案法官一个申辩 的机会，同时也使我们的错案追究制落到实处，增强法官的责任心，提高案件的质量。但 也有法官并未把听证作为法官自身权利的救济制度，而是在此时怀恋起法律文书签发的行 政审批制，在行政化的集体决策中来寻求对自我的保护。于是有心人就会发现上审委会讨 论的案件越来越多，一审案件采取合议庭方式审理的案件也越来越多了。为了减少办 “错案”的机率，下级法院甚至不得不通过请示汇报与上级法院保持“步调一致”，在提 倡案件简便审的今天，有目共睹的是司法效率有了显著的提高，而上述现象的出现又作何 解释呢?法官们究竟在担心什么?法官在判案过程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他的办案思维应 该遵循怎样的路径才不被指责呢? 一、实然与应然：法官法律发现路径探索的必要性 h (一)对法官办案思维现状的反思 1．典型案件的审理。大部分案件，我们的法官在适用法律上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因 为法律规定很清楚，事实与之也很吻合，似乎只要运用简单的三段论：规则加事实就可以 产生无懈可击的结论，法官对法律的适用，不过是从法规范中找出对于本案来说确定的答 案而已。直接的法律推理加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法律判断似乎是产生正确裁判结果的路 径。笔者就此拟写了《法官办案思维调查问卷》，向本省经济较发达地区遵义市中级法院 及辖属基层法院、经济欠发达地区黔西南州中级法院及辖属基层法院发出问卷调查，遵义 地区收回70份，黔西南地区收回64份。根据《问卷》统计来看，两地区分别有22．85％ 和20．45％的法官选择了“根据办案经验即可大致得出裁判结果，然后再从法律条文中找 依据”，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部分法官是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就已经有了大致的结 论，而结论的形成有的是依赖直觉、经验，这被学者称为“被倒置的和被省略的法律推 理”，在判决文书说理简单甚至不说理的场合，“判决又是如何被首先确定的，却是一个 黑箱”。① 2．疑难案件的审理。对于疑难案件，案件事实中个性太多，法律规范难以涵摄所有 ①王涌：《被倒置的和被省略的法律推理》，载《法制日报》2000年2月27日。 626司法能力建设与司法体制改革问题研究《下) 事实，而同时立法决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法律语言虽然以严谨明晰为标尺， 但是终不免模糊含混，可以作多种解释。面对这样的案件，法官在思考成文法向判决转换 的过程时，需要寻求判决的合理基础。在规范与个案事实的互动关系中，寻求正当性、合 法性的裁判基础，要求审判应符合法治的技艺。在调查中，遵义、黔西南两地区法院分别 有21．42％、29．54％的法官认为“案件事实难以认定”是疑难案件的一种情形，两地区 上年度法官们被发回重审、改判的分别有11．42％、15．90％是因为“对于案件事实认识 不同”，案件事实难以确立成为困扰一审法官的重要因素。 3．新类型案件的审理。经济模型预测法律变革开始时期的诉讼率通常都会很高，新 法颁行之初，催生了大量的新类型案件，普通群众来到法院“讨个说法”，他们深信法律 是公正的、确定的．这应该是发挥法院确定规则职能的最佳时机。由于对新规范中法律概 念的理解不同，不同的一审法院、甚至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审理的结果却是大相径庭。 比如，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第十八条提到“由于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在下列期限届满未能取 得房屋权属证书的，除当事人有特殊约定外，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对于“出 卖人的原因”的理解，在该解释施行之初，法官们各执己见，有的主张对此作严格的狭 义的解释，只有出卖人的违约行为造成的迟延办证，出卖人才承担责任，否则房开商不承 担违约责任；有的则认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哪怕是房屋产权办理部门的不作为造 成大产权证未即时办理，以致影响到买受人产权证的办理，也属于房开商的违约行为，仍 然由房开商承担违约责任。在2003年3月《解释》颁行后至2004年初期间，购房者多以 群体性诉讼的形式以房开商迟延办证为由在各地法院立案起诉要求房开商承担违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