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者足迹——忆父亲袁牧之.docVIP

开拓者足迹——忆父亲袁牧之 五月里春夏之交，我又一次来到中国电影博物馆。在博物馆二楼迎着门庭的位置，矗立着我的父亲——袁牧之的铜像，“中国电影开拓者”的大幅金字格外醒目。这里是我瞻仰和凭吊爸爸的地方，我热爱爸爸，更景仰他！爸爸自青少年起接受并追求进步思想，再后来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事业，从此栉风沐雨，殚精竭虑，为祖国的电影戏剧事业奉献了毕生的心血。 追求：不能忘怀的时光 记得一位叔叔对我讲过：在20世纪50年代，他曾在上海街头遇见过爸爸，当时正痴痴的伫立在路旁，他是在认真辨认着过往的依稀。 打小就热爱文学与戏剧的爸爸14岁时就参加了洪深的戏剧协社，是社里惟一的小演员。18岁开始，因在一些话剧中的出色表演而受到戏剧界的重视。后入东吴大学读书，演出《万尼亚舅舅》等话剧，并开始向电影领域里发展。1934年，他编剧并主演的电影《桃李劫》，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成为左翼电影的力作。1935年，爸爸又在影片《风云儿女》里成功演绎了在摆脱彷徨后，即坚定走上抗日救亡战场的青年知识分子。那首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由爸爸在银幕上首先唱响，激昂、嘹亮。同年，他还自编自导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音乐喜剧故事片《都市风光》。尤以1937年，爸爸编导的《马路天使》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乃至半个世纪后的80年代里，意大利著名影评家达西拉奇在谈到这部电影时仍惊叹：“《马路天使》堪称一个奇迹。它所体现的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比意大利在战后提出的要早得多。我们完全可以想见，30年代中国的这部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上的影响该有多么巨大。” 母亲在父亲晚年时曾经问过他：一生中最幸福的辰光是什么时候？父亲回答：“30年代在上海。”我知道，那是父亲他们从事进步戏剧和电影艺术实践与创作的时光。而“幸福”，这个词义在父亲的人生词典里本就不与安乐、优裕、富贵荣华以及地位身份相关。而恰恰上海时期的父亲在生活上是入不敷出而又经济拮据的，一度困窘不堪。他们那一批艺术青年才华横溢又朝气蓬勃，既然大家都穷，就免不了相互间的接济，于是蹭饭、蹭睡，甚至蹭穿的事时有发生。曾有条像样的西服裤子被大家一致看好，于是就轮换着穿。穿到后来，在屁股的那个位置上磨出了两个洞，大家戏称：如果找原因，该是应云卫的屁股把这条西裤给毁掉了。爸爸笑言：那时应云卫很瘦，即使屁股上也没有多少肉，他坐在凳子上时，又总是喜欢四下扭动，所以大家开他的玩笑。爸爸穷困时一次去朋友郑君里的斗室搭铺借宿（当时郑夫人黄晨快要生产了）。晚上二人聊电影、聊艺术，交流心得与经验。聊到激动的时候还床上、铺下的来回比划着角度与位置，郑夫人在一旁笑着看他俩撒噫症，直至深夜，才都困得一头栽倒睡的人事不省。由于太过困顿，晚上郑君里从床上滚到了地上，居然没醒。而爸爸从铺上摔下来后摸着黑懵懂着往起爬，却稀里糊涂的一头栽倒在郑君里夫妇的床上继续酣睡。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才睡眼惺忪的发现自己竟睡错了地方。 那是他们那一批人不能忘怀的时光。执著的追求艺术，尤其追求着光明与真理，贫穷也好、窘迫也罢，可内心里充盈着的是美好与希望。 辗转：艰苦的烽火岁月 博物馆里这幅《延安与八路军》的大型油画真实的定格了那个年代的场景。抗日战争爆发后，爸爸离开上海去前线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演出活动，还在阳翰笙创作的抗日电影《八百壮士》中出演团长谢晋园。作为时代的当事人和历史的见证人，父亲这样回忆道：“我当时认为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就参加演出阳翰笙写的《八百壮士》，该片内容是写国民党的一个营在上海四行仓库内坚持和日寇作战的故事……但问题在于该片还没有拍完，那个营就在上海租界上英帝国主义的所谓调解下都关进了英租界的监狱中。这使我感觉到故事片很虚假，没有意思，认为纪录片对于宣传抗日作用更大，于是我就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提出建议，由周恩来同志批准，买了批电影器材去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的纪录片。”“这部片子在延安拍了几个月就到华北敌后拍片。1940年又返回延安。同年5月，我在延安入了党。接着组织上就派我与冼星海到苏联去完成这部片子……” 由于延安缺乏影片洗印和后期制作所需的最基本的物质技术条件，党中央遂决定派父亲去苏联完成《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同时，还要对苏联的电影事业进行观摩与考察，时间定为半年。父亲得到通知后向党中央提出申请，希望音乐家冼星海可以一同前去苏联参加《延安与八路军》后期的配乐作曲工作，申请得到了批准。于是，1940年5月间，化名“李涛”的父亲与化名“黄训”的冼星海携《延安与八路军》全部拍摄素材远赴苏联。 令爸爸终生难忘的是他和冼星海在临行之前，被毛主席邀请去共进晚餐。窑洞里，三人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主席给予了他俩极大的鼓励与期望。离开延安时，组织上决定把已经拍好的全部底片特别安排在周恩来同志的车上，如此就可避免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