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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论语》·《史记》孔子被国人尊为“圣人”。除个别特定时期外，他都拥有无数绚烂夺目的头衔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尤为重要的是，他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为数不多的巨匠之一，为整个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但拥有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诸多头衔的孔子“信而好古、叙而不做”，没有留下任何著述。今天人们看到的《论语》，是孔子的学生和门人在其死后，精心记录整理的孔子生前的思想言论，由此我们得以窥见孔子思想学术的博大与精深。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期，有黄金岁月之称。那个年代，群星璀璨，百家争鸣。无论哪一家、哪一派都可以直抒胸臆、毫无顾忌地发表自己治国救世的言论主张，既有公义的名号，也有私欲的诉求。大到对宇宙万物的探索，小到对个人饮食起居的顾盼、对名的企羡与利的拒斥、对生的渴望与死的恐惧。林林总总，都是不加隐晦和掩饰的真性情的表白与展示。没有虚伪的说教，更不存在人为的“造神”或“造圣”，一切源于真情流露，套用孔子的一句话叫“诗（思）无邪”。这种文化现象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实属难得、弥足珍贵，只可惜未能瓜瓞绵长、一以贯之。《论语》真实地体现了这一时代精神。学生们笔下的孔子，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立体饱满的夫子。他虽然是时代的先知，站在人类思想的峰巅，同时也是凡夫俗子，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亦充盈其身。 孔子自始至终思考和关怀着人类的终极目标，对大同世界充满了憧憬与向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道义重担在肩，使命责任昭然。然而他也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很讲究生活的品味与质量。“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其艺术感受力非同一般，用今天的话说他原来很小资，并不是时时处处故弄玄虚地豪言壮语和装腔作势的高大形象。 孔子鼓励学生努力进取，为樊迟请学稼圃失望乃至痛责。他强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但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坐而论道时，却并不赞同诸子的精进之道，反倒契合曾皙的想法。“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也就是希望在春夏之交的晴好日子，脱去厚重的棉衣，换上舒服的夏装，呼朋唤友，到河边洗澡，然后唱唱歌，尽兴而归。老庄的出世思想、庶俗的享乐主义莫不溢于言表。 曾子曾这样评价老师的学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对于“恕”，孔子的定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君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全然一副利人忘己不辨是非的超然姿态。但孔子也不是不讲原则地和稀泥、搞中庸调和，他曾发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的铿锵之音，指斥没有是非观念的好好先生是足以败坏道德的小人，“乡愿，德之贼也”。斗争精神、爱憎情怀俨然一当代愤青。 无独有偶，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对孔子有过客观生动的描述。《孔子世家》载：孔子在郑国与弟子走失，独自徘徊于外城之东门。弟子四下寻找，一人对子贡讲：没有见到什么先生夫子，只看到东门有个人，其落魄、凄惨犹如丧家之狗。子贡找到老师后，据实以告。孔子欣然笑道：“说的其他话，未必尽然，但把我比作丧家之狗，太贴切了！太贴切了！” 孔子到处宣扬君子之道并以正人君子自居，希望世人学而行之，以近贤者，远小人。但据《论语》《孔子世家》所记：当蓄养男宠名声极坏的卫灵公夫人南子相邀时，孔子欣然前往且相见甚欢。遭到子路的诘责后，孔子不得不对天发誓：“我假若有坏念想，让老天惩罚我吧！让老天惩罚我吧！”其实子路大可不必以此为难夫子，须知先生早有教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感谢孔门弟子和司马迁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执著与真诚给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他们最大的贡献与价值，就在于不把孔子当作神或圣来包装与打造，不为威名所惧，不因亲情所羁，一是一二是二地讲述了先师金无足赤人非完人的雅俗往事，为中华文化砥定了最可宝贵的传统与原则：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 然而，不为尊者讳的司马迁远没有孔门弟子幸运，所处时代的黑暗与残暴，使忤逆皇帝意志的他，承受了人世间最大的屈辱。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司马公含垢忍辱，愤发著述，成就了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巨著《史记》。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为尊者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破坏力的糟粕。之所以这样说，就在于它导致了中国历史文化很大程度上的虚假，使国民人格尤其是精英阶层先天不足。为尊者讳，一方面要把尊者那些不光彩的事，见不得人的事，难以启齿或形诸笔端的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或讳莫如深、语焉不详，或金蝉脱壳、匿影藏形，或移花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