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道德法治文化的二元论.pdfVIP

第57卷第5期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01．57．No．5 2004年9月 Wuhan UniversityJournal(PhilosophySocialSciences) Sept．2004．653～657 一法学理论 理性与道德：法治文化的二元论 黎桦1，王天民2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3；2．厦门大学法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作者简介]黎桦(1968一)，男，湖北监利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 民商法、法理学研究；王天民(1977一)，男，湖北潜江人，厦门大学法学院法律 系助教，主要从事程序法、法理学研究。 [摘 要]构成法治文化的重要因素是理性和道德。然而，理性和道德既有联系又互相区 别，其中联系表现为理性最初源于对道德的遵循，而区别则表现为理性一旦脱离道德的含义， 便会背离法治的道德内核。正是理性与道德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交替上升的关系勾画了法治产 生、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运行轨迹。 [关键词]理性；道德；法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DF21 法治文化涵盖法治诱发阶段的文化、法治运行阶段的文化和法治补救阶段的文化。其中，法治诱发 阶段的文化，可以概括为理性与道德的契合；法治运行阶段的文化则可以概述为理性对道德的沦丧；而 法治补救阶段的文化又可以表述为道德对(纯粹)理性的批判。 一、理性与道德的契合 考察西方法治的历程，维系法治产生、发展的理论基础之核心基本上遵循着从人性到理性，经由神 性，再回到人性与理性融合的复杂演变轨迹。柏拉图认为，人们总是处于善恶两大力量的牵引之中，为 了防止自己的堕落而实现善德，为了使人类超越兽性而实现人格上的完善，他们必须依赖法律的约束作 用。由斯多葛亚学派创立的自然法学派从一开始就认为，由于所有的人都具有理性，因而人们之间没有 什么差别，都是平等的。 西塞罗在《法律篇》开场白中说，“我们需要解释法的本质问题”，这句话在当时似乎并没有什么煽动 性和说服力。古罗马有着古代世界最完美的法律，却没有发达的法治理论，人们对于法律的本质和正义 之类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更多地关心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不是玄想。与古希腊的正统思想和自然法相 比，中世纪并不存在完整的、系统的法治理念，但是有两点是值得提及的。其一是，教会与国家或说教皇 与国王的斗争，构成中世纪西欧政治问题的主旋律，宗教学家利用法律限制国王权力的主张推动了法治 意识的发展，其二是，神性，即虚幻的上帝理性，成为法律的根本性本体。宗教学家编织了一个结构严密 的神权法体系，法律被分为四个等级，即永恒法、自然法、人定法和神法。其中，永恒法直接源于神的意 志，自然法则是人的理性对神性的体现。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则走得更远，他确定了自然法的理 性原则，包括：保全人类生命、向善的倾向和在行动中与人和谐相处的倾向等。经过15世纪的文艺复 兴、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罗马法复兴以及17世纪笛卡尔理性哲学的胜利，直至18世纪启蒙思想的最 收稿日期：2004—03—25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57卷 后冲击，理性的光芒终于盖过了神性的权威。启蒙思想家高举“理性”旗帜，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 惟一裁判者，宗教自然观、社会形式、国家制度等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无情的审判。 用理性标识道德，以理性涵盖道德，凭理性提升道德，现代法治最终在政治领域得以实现。换言之， 现代法治的生成，是道德与理性合力的结果。再看我国程序法治诱发阶段的文化背景。首先，可以肯定 地说，古代中国乃至近代中国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出现程序法治。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完整地包括5个 因素，即除规范外还应有主体、行为、监督和观念。 1．法治观念自其产生时起就是与“人民主权”、“主权在民”的思想紧密相连的。换句话说，推动法治 运行的主体就是也只是人民，除此之外的个人(如公职人员)或者国家机关都不是法治的主体。反观我 国古代，人民不是法的主体，而只有位于人民之上、法律之外的君主才是惟一的立法者和司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