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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资源价值补偿机制资源税改革探究收稿日期：2011-01-26 作者简介：徐晓亮，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预测、决策和评价。 基金项目：河海大学“211”三期重点学科技术经济及管理“长三角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编号：2011B03514）。 （1.安徽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2.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 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保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短缺现象日益突出，资源补偿不足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国内外研究证明，资源补偿和资源税改革息息相关，资源价值补偿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补偿方式，具有很好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是政府调控资源生产、消费和恢复的有效手段之一。长期以来，我国的资源税改革一直受到关注焦点，但学者门多关注于如何提高税率，扩大税基，而忽视了资源税改革中的资源补偿问题。本文首先回顾了相关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经验，在资源税改革中引入资源价值补偿机制，并构建资源环境CGE模型（即RECGE模型），从资源价值补偿对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以及社会福利等方面进行模拟分析，研究资源价值补偿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源价值补偿能有效缓解资源压力，改善环境状况，而合理而有效的资源补偿能有效协调经济和资源环境系统，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资源税改革；RECGE模型；价值补偿 中图分类号 F812.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7-0107-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7.019 资源性产品主要是指水、能源、矿产、土地四类，其中能源包括电、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产品。资源税是以上述各种应税自然资源为课税对象、为了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并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而征收的一种税。自1978-2009年，我国GDP以年均9.76%的速度增长，但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牺牲为代价，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等问题十分突出，石油、水、矿产等重要资源短缺日益加剧，以能源为例，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能源缺口约为2.5亿t标准煤，到2050年约为4.6亿t标准煤，而同时我国资源消费强度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及世界平均水平，主要产品单位产量的能耗、水耗和矿产资源消耗，远高于发达国家，如能耗比日本高10倍，比美国高5倍，比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值高3.8倍，资源消费形势不容乐观。在这种大背景下，资源税改革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资源税不仅具有特定自然资源对象的特征，也具有调节级差收入、提高资源利用率和保护环境等作用。但在资源税改革中，学者们更多关注于改变计税方式，拓宽税基，而忽视资源价值补偿机制建设。由于资源价值补偿长期不足，形成经济快速增长和效益急剧增加的幻觉，大量的资源赤字和价值补偿欠账要求我们不得不直面资源价值补偿不足的形成的一系列问题。 1 研究现状和评述 关于我国资源补偿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国务院振兴东北办“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研究”课题组（2006）、中国矿业联合会“矿产资源开发补偿机制与资源衰竭型城市救援机制”研讨会（2006）、中国地质矿产经济学会资源管理专业委员会2006年学术交流会等论文中，这些研究有针对性地对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的长效机制进行了专题分析。但学者们大多从可持续角度对我国资源安全、资源产业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着手研究，研究角度局限在资源价格高低和如何完善资源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而对资源改革的根本问题，即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及其长效机制构建等研究还相对空白。 资源补偿机制研究之所以相对空白，主要在于对研究对象本质认识不足，研究者过多的关注于资源价格长期扭曲的表象，而忽视了问题的根本所在，即资源管理体制和政府缺位，正是由于管制失位导致资源无序开发与资源低效率，要有效改善资源状况，必须解决好资源税改革的根本问题，即资源的价值补偿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张诚谦首先提出生态资源价值补偿的概念，即“从利用资源所得到的经济收益中提取一部分资金并以物质或能量的方式归还生态系统,以维持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在输入、输出时的动态平衡” ［1］。这一定义明确的阐述了生态资源价值补偿和资源收入的关系。毛显强认为对资源的保护和破坏行为都应纳入到生态补偿中，主张采用激励性的经济行为作为生态资源补偿的重要手段［2］。李文华在2006年综合了各种观点后，提出采用经济的手段达到激励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维护和保育,解决由于市场机制失灵造成的生态效益的外部性并保持社会发展的公平性,达到保护生态与环境效益的目标［3］。李文华的定义通过生态资源价值补偿机制将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紧密的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