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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系统论视角下《浮生六记》翻译摘 要：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为翻译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拟从多元系统论视角出发，从目标语、翻译策略、译文地位、译者动机等角度对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做出分析。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 林语堂翻译 《浮生六记》 一、引言 在崇尚科学与文化交流的21世纪，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众多非汉语读者。如何将古典文学中的精华英译以便使更多读者领略到其美妙之处，成为越来越多翻译者深入探讨的问题。学贯中西的文学家与翻译家林语堂所译《浮生六记》以其遣词精当、准确传神而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译作也被国内外众多学者作为研究对象，从翻译特色、翻译策略、语篇分析等角度进行了探究。但是，在众多研究中，引入多元系统理论来研究《浮生六记》翻译尚不多见。本文试将该译作置于多元系统论的视角下进行分析，以期对作品中的部分特点做出合理解释，同时希望能对该译作以外的翻译实践活动有所启迪。 二、多元系统论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虽然佐哈尔借鉴了俄国的形式主义理论和方法，但他并没有像后者一样把目光都集中在“阳春白雪”式的所谓“高雅”文学形式上而摒弃诸如儿童文学、惊悚小说等边缘内容（Munday，2001：109）。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末首先提出，翻译文学也是一个文学系统，与原创的文学作品一样，它的背后也存在着同样的文化和语言关系的网络。与其他系统一样，是一个“多种类，多层次的系统集合体，各系统间相互作用，造成多元系统内总体上不停发生进行中的动态过程。”而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并非永远处于边缘位置，它有时也会占据中心位置，也就是说，“翻译文学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谢天振，2003） 根据佐哈尔的理论，翻译文学的系统性体现在如下两种情况中，一是翻译语言（即目标语）选择翻译的作品，二是翻译规范、行为、策略等被其他共存的系统所影响（Jeremy Munday，2001：109）。下文将以《浮生六记》的翻译为例对以上观点进行论证。 三、多元系统理论在《浮生六记》译作中的体现 （一）翻译语言选择翻译文本 所谓“翻译语言选择翻译文本”，体现出的就是当时目的语社会文化对译作内容的选择性。译作的选择在于译者的意愿，而译者的意愿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包括其个人兴趣等。目的语社会文化的接受度甚或需求度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政治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西方文学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出现了巨大的变革。未来主义、象征主义、达达主义等历史先锋派相继出现，曾风靡一时的现代主义由盛转衰，现代主义逐渐兴起。西方学者为摆脱传统的束缚，探索新的表达方式，必然向更广泛的文学领域求索。在多元系统论的主张中，翻译文学也是文学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学者若想向他们所熟悉的文化传统外的东方世界去寻找新方向，翻译文学便是必经之路。而《浮生六记》的内容，正如林语堂在译者自序中提到：“我在这两位无猜的夫妇的简朴的生活中，看她们追求美丽，看她们穷困潦倒，遭不如意事的磨折，受奸佞小人的欺负，同时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闲的清福，却又怕遭神明的忌——在这故事中，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行文“洋溢着浓郁的东方情调：雪可赏，雨可听，风可吟，山可观，水可玩，云可看，石可鉴，是最令西人听来如痴如醉之题目，所反映的日常生活的审美情趣带给当时生活在高度物化和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读者以新鲜的艺术体验。在这种需求下，《浮生六记》能直接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满足他们的期待视野。”（刘彦仕，2008） 除社会文化的需要外，《浮生六记》翻译的系统性还体现在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上，因为社会环境对译者本身有影响作用，所以该因素也可以归纳为译者文化身份。林语堂（1895～1976）成长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其成长与求学的过程中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西方文化在他的知识结构中处于重要地位。作为“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大师，在两千字的译者自序中，林语堂数次提到了西方文学艺术的相关内容，如“伦敦博物馆”“中世纪的彩金抄本”，“托尔斯泰的《复活》”。提到想去拜祭《浮生六记》的两位主人公，林语堂说：“在他们坟前，我要低吟Maur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