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讲座文字整理稿_从人之初谈科学与文化.doc

从人之初谈科学与文化 坛主小传 吕乃基 ，科技哲学专家，现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江苏省哲学史与科学史学会副理事长，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中心主任，北京科技大学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科技与社会的关系、科技史、自然哲学和企业发展战略。出版专著、译著部、主编、参编8部，发表论文50余篇。 核心提示 人之初,性未定，性已定。 从要素与系统的角度理解科学与文化的关系 ，人的三大理性之间的相互关系。 中西文化的发展路径，中国人的理性。 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 斯诺在1959年提出两种文化的概念，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在当时，这两种文化是对立的。从斯诺到现在，这两种文化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总体而言，科学文化步步进入人文文化，对人文文化构成挑战，促使人文文化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两种文化边界的推理研究，逐渐走向后现代文化。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提出人拥有两种思维，野性的和理性的这两种思维并无前后，高低之分。如果说古人在的这两种思维是均衡的话，近现代，我们只突出了理性思维，今后，随着迈克尔·波兰尼提出的隐性知识，相当于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原始思维，将在今后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两种知识：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 编码知识以严密逻辑来表达，可以脱离人而存在，可以交流和共享，分为嵌入编码知识和非嵌入编码知识。编码知识的价值在于，顺之未必昌，逆之必然亡。隐性知识就是原始思维，属于个人，涉及包括人类生存经验的广泛领域，可以分为主观隐性知识和客观隐性知识。 一切的编码知识背后都有潜在的说不清楚的隐性知识的存在。客观的隐性知识是编码知识的原料，主观的隐性知识对编码知识进行操作。在这两种四类知识中，主观的隐性知识是最重要的，布鲁诺曾说：“打开理性的眼睛的，归根到底是内在的教师，因为我们理解思想上的财富并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从自身的精神得到。”一方面，编码知识是可以无限扩展的，没有边界。另一方面，我们又承认隐性知识永远伴随，不可以完全编码。因为随着编码知识的丰富，隐性知识也随之丰富，人的内心是不可能穷尽的。 人之初。。。。。。 人之初，西方认为性本恶，中国认为性本善。 对人性的基本判断，影响着文化的根本构造，所以中西国家的制度有很大不同。第一，西方是底线设计，由一套法律、制度规定所不允许做的，而中国则是顶端设计，修身养性，发展高尚的伦理道德，讲政治。第二，西方要设计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法律，这样的法律属于非嵌入编码知识。在中国，每个人对伦理道德的认识都各不相同，属于隐性知识。第三，“性本恶”向上开放，鼓励行善，只要遵循底线，可以自由发展，多样性开放导致了分权。 “性本善”则是向下兼容，不问来历，来自五湖四海为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和而不同，强调的是顶端，导致集权。 人之初，性不定，性已定。 人之初是一种混沌——未分化的人的本质和内心世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生而具有一切发展的可能，或作恶，或行善。故而说人之初，性不定。 为何中西方对人性的判断有这么大的差异？第一，西方生活在地中海沿岸，中国生活在长江黄河之滨。在希腊做出成就的并非希腊本土人，而是迁徙而来的多民族，多民族的聚和就要摆脱各个民族特色，形成非嵌入编码知识，形成自己的理性。而中国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中国人的遗产是土地、房产，这意味着必须从事农耕，土地代代相传，农耕的手艺代代相传，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代代相传，并不断得到强化。第二，他们居住在地中海沿岸，不利于农业生产，适合于航海。航海意味着要面对喜怒无常的狂暴的大海，人与自然是对立的，天人分离。中国人从事农业生产，讲究天人合一，没有一个独立于存在的人。天人分离或合一，不仅仅是认识论的问题，还牵扯到人的独立与否。作为一个独立于存在的人，以理性认识规律，这就是西方理性的源泉。中国既然天人合一，没有必要去了解自然,所以中国讲究情感而非理性。第三，西方通商，是商品经济，个人本位。个人本位就需要规律，规律的制定就需要理性，个人之间通过辩论达到一致，个人理性变成了社会理性。理性的两个来源，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他人的关系。中国是自然经济，缺乏人际交往，闭门造车，古时的科学就变成了神秘主义，没有达成人与人之间可以通约、可以互相理解的非嵌入编码知识。陈方正的《继承与叛逆》谈到，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没有上升到一般的普遍的抽象的高度。第四，希腊的政体是城邦制，因为它多山，不利于形成中央集权，而中国的大河流域，便于中央集权。所以说自然地理条件制约着文化制度的发展。 一个民族，生活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之中，如果它的初始条件（历史是怎么过来的）、它的边界条件（此时此刻的环境是什么）是确定的，那么它的性已定。 故而，人之初，性不定，性已定。 从人的三大关系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解性不定，性已定。 梁漱溟谈论到每一个人在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