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互惠与道义：弱关系型民间借贷的运行逻辑与实现机制.docVIP

　　探究互惠与道义：弱关系型民间借贷的运行逻辑与实现机制 一、问题提出 　　农村金融的供给与需求机制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 这关系到农民生产生活的维系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从农户金融需求方面来看， 叶敬忠指出农户的消费性金融需求强烈。[1] 实际上，消费性金融需求可分为两类， 即仪式性消费金融需求与日常性消费金融需求。农户的金融需求主要体现在仪式性方面， 即为给儿子完成娶妻的人生任务而在彩礼、建房与办酒席等方面所产生的资金需求。仪式性消费的开支受到当下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影响而不断增长。目前在田村， 即将结婚的女方一般会向男方提出两三万的彩礼和在县城买房的要求。然而， 男方单纯依靠打工或务农是没有能力支付的。因此， 借贷也就具有必然性与普遍性。在此情形下， 农户的仪式性消费资金需求满足的途径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从农村金融供给方面来看， 已有麦金农的现代金融机构与落后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并存的二元金融结构理论，[2](P76-90) 张凤对民间金融具有的交易成本低与信贷信息对称等优势的分析，[3] 以及邵传林、徐立新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具有较高效率的理解。[4] 总体上看， 学术界既有的民间借贷研究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分析了农户对正规金融部门的需求抑制， 并认为农户金融需求的满足主要依托于非正规金融， 但这些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制度层面探讨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合理性， 缺乏对非正规金融存在的社会机制的分析。 　　高帆提出了关系型信用这一概念， 对于理解发生在私人化的亲戚朋友之间的借贷行为有一定帮助。[5] 村庄私人间的借贷被温铁军进一步分为亲朋间互助式与高利贷两种类型， 并且他从理性人的角度分析了高利贷存在的合理性。[6] 上述研究均未发现在强关系的民间熟人信贷与陌生化的高利信贷之间存在着中间形态， 即弱关系的村民间借贷， 这类借贷行为有着不同于前两者的运行逻辑。在均质化的欠发达村庄， 仪式性消费支出的增长推涨了发生在弱关系的村民间借贷的比率。弱关系的民间借贷的运行逻辑及其所依赖的信用体系与社会基础是本文主要回应的问题。 　　本文从农村金融供给的非正式主体角度出发对农村民间借贷现象进行分析。笔者在山西田村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发现， 在向亲戚朋友筹措资金的强关系型民间借贷行为之外， 以第三方主体为联接纽带的弱关系的村民间借贷行为也较为普遍。弱关系的民间借贷并不是按照市场经济下的理性逻辑计算利益得失， 而是在利息约定以及还款保障等方面都有一套乡土规范， 遵循着互惠与道义的运行逻辑。弱关系的村民间借贷的互惠与道义的实现依托于村庄公共信用体系， 而包括仪式性互助与日常生产生活互助两个方面的互助奠定了村庄公共信用体系的社会基础。 　　二、村庄概况与研究方法 　　田村位于山西西南山区， 现有200 多户，564 口人， 下辖5 个自然村。村庄坐落在山谷中， 三面环山， 交通不便， 距离乡镇车程一个小时， 距离县城车程两个小时。田村共有耕地3576 亩， 以种植玉米与小米为主， 土壤贫瘠，多坡地， 灌溉不便， 年平均降雨量550 毫米， 容易遭受旱灾， 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村民的生计模式为农忙时在村务农， 农闲时则在县城周边打零工， 即务农与打工兼业， 仍属于小农经济范畴。田村的村民因为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在外打工所从事的多为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劳动， 收入每月两三千元且不稳定。除了不到5%的村民因为在外做包工头或其他生意而在城市买房定居之外， 剩下大多数村民收入相差不大。村里到目前为止没有建楼房的， 大多仍住在窑洞里。田村在行政上隶属于石县， 自从1985 年设立国家级贫困县以来， 石县连续30 年一直都位列其中。2012 年石县人均纯收入为2450 元， 只相当于2012 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1/3。田村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与社会低度分化地区的典型代表， 研究其村庄经济生活对我们理解其他中西部地区村庄情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在充分了解村庄整体情况的基础上， 通过入户访谈方式对村民间的借贷情况进行深入了解。笔者以一个20 户的自然村为分析单位， 对村民借贷的数额、、用途与利息等情况进行了问卷统计， 得出如下结论： 除了4 户已经进城定居的，在村的16 户中14 户有借贷行为， 比例高达87?5%; 涉及到为儿子结婚的仪式性借贷占75%; 通过亲戚、朋友与本村村民筹集资金的为85?7%; 从信用社贷款的有两户， 用于购买汽车与挖掘机， 属于生产性投资。 　　三、弱关系型民间借贷的基本特征 　　农户的金融需求满足主要通过非正规金融途径， 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为在浙江沿海地区普遍存在的摇会 标会 等组织化形式; 另一种为在田村流行的亲戚朋友或村民间的私人借贷等非组织化形式。村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