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互联网时代我国出版物市场监管的问题与对策.docVIP

　　探究互联网时代我国出版物市场监管的问题与对策 我国出版物市场在过去的十几年内取得了迅猛的发展，在提供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极大的经济效益。但在出版物市场蓬勃发展的背后存在种种问题，如出版行业内部的恶意竞争，出版物质量还有待提升，尤其是X络出版物还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充斥暴力、色情、淫秽等社会腐朽文化内容的X络出版物严重侵蚀着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互联X时代的到来，信息获取、传播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出版物市场监管体系已经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1]为克服目前出版物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减轻市场主体的不良或违法行为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学界和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研究如何加强对出版物市场的监管。 　　一、我国出版物市场监管的历史沿革 　　我国出版物市场监管历史源远流长。封建社会出版物被纳入政府的管理体制内，封建统治者建立专职的管理机构采取售前查验、禁毁违规书籍等措施控制出版物的内容。从中央到地方设立图书审查机构管理出版行业，具体制度有制定书籍审查程序、雕刊管理办法等。各朝各代均有查禁书刊的严格图书管理制度。被查禁的书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谶纬之书或妖书，这类预测朝代变迁的书籍不利于统治政权的稳定，因此被列为禁书。对这类书籍一般给予查禁，对写和传播者处以死刑或者流放等重刑。第二类为和统治者意见相左的著述，第三类是有害社会风气的书籍等。清政府制定了《大清印刷物件专律》对印刷品进行管理和规范，规范出版行为，管理出版物市场。清代还成立了书业联合组织，维护行业和从业者的权益。[2]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分别于1915年和1928年颁布了《著作权法》，控制出版物的出版和发行，查禁限制出版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设置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出版物市场管理很重视，在建立相关制度之后，还开展了图书评论和报纸评论工作，书报评论对于加强出版物市场管理具有重要意义。1951年8月到9月底中央新闻出版单位开展了消灭错误运动，把出版物质量问题提到政治高度，为建立出版物质量管理制度提供了参考。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多次开展了对协作出版、买卖书号、纸介质非法出版物、刻录非法光盘等非法出版活动的整治。随着数字出版时代的到来，海量、多样化的出版产品为出版物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益处，同时也给版物市场管理工作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针对数字出版物，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如2010年8月颁布的《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推进数字出版标准体系的建立，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此外，国务院、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部委也颁布《音像制品管理条例》、《音像电子出版物专用书号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有关数字出版的法律法规。我国数字出版物法律法规体系针对出版新业态及时做出调整，为我国数字出版物市场监管提供了执法依据。 　　二、新时期出版物市场监管面临的新挑战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新闻出版业等文化建设做出了新的部署，要求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这对今后一定时期的出版物市场监管工作提出了努力方向。出版物市场管理工作要为文化市场提供高质量、优秀、健康的出版物，要为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构建适应我国的科学化、合理化的出版物市场监管模式应该遵循依法治理原则、适度行政管理原则、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原则。[3]加强出版物市场法律监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是通过法律法规规制出版物市场，消除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有效的监管可以赋予市场主体合法的权利，在市场交易中能获取最大的利益，继而提高社会整体利益[4];三是有效监管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市场主体提供了公平的市场环境;四是有效监管可以保障出版物市场的健康发展，保障人民群众获取到安全的文化产品。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出版物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给出版物市场监管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一)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监管责任 　　更加突出　由于出版物市场具有开放性，互联X时代各类出版物种类无限增加，一些涉及我国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出版物蜂拥而至。境内外敌对势力传播政治谣言，破坏我国社会稳定，利用政治非法出版物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的隐蔽性增强，给我国的出版物市场监管工作提出了挑战。 　　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必须采用高技术手段做好防控，高度重视打击政治性非法出版物工作，为国家安全筑起防线。 　　(二)数字出版物监管难度加大　目前，非法出版活动借助互联X技术，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快捷性，这使监管难度增加。在互联X的作用下，非法出版活动的违法主体团伙化，违法活动专业化、X络化，甚至出现内外勾结现象，这些都增加了监管的难度。出版物市场监管涉及生产和流通领域。传统出版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