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改革中扩张的政府支出规模—假说检验与政策矫正.docVIP

　　浅析改革中扩张的政府支出规模—假说检验与政策矫正 　　一、引言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完善政府职能是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展了七轮旨在转变政府职能和控制政府规模的机构改革。然而，在改革推进过程中，政府支出规模存在不断扩张的偏向，其原因有三个方面:(1)财政分权制度和GDP考核机制引致地方政府间标尺竞争，导致地方财政支出规模不断膨胀(BesleyCase，1995);同时，各级和各地政府官员出于保持或提高待遇的考量，往往夸大所在机构和所处职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断增加部门预算和吸收更多雇员，自我膨胀的倾向普遍存在(Niskanen，1971)。(2)我国政府管理模式正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治理模式正从发展型向包容型过渡，宏观调控职能的加强和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同样推动了我国各级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文雁兵，2014)。(3)2008年次贷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的影响余波犹存，由于外需萎缩和内需不足，各级政府加大基础建设支出仍是短期内保持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满足公共需求的有效手段，形成了有偏的财政支出结构和预算外扩张力(傅勇、张晏，2007)。 　　基于我国各级政府支出规模不断扩张的现实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本文将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对政府支出规模的三类经典假说、影响机制进行研究，并提出纠偏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工作安排如下:第一，不同于既有国内外文献单独讨论政府规模的经济效率和规模本身的影响因素两个问题，本文全面考察了三类因素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大小及其机制;第二，使用的样本数据跨度是1994～2012年，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长期和动态地考察了我国省级政府支出规模的变化;第三，综合使用了FEOLS、SYS-GMM、LSDVC、IV、2SLS估计方法，尽可能消除内生性问题，估计结果更加稳健有效。 　　二、现实观察:改革中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 　　从纵向看，中国历代财政供养人数与总人口之比(即财政供养率和官民比)为1∶7945(西汉)、1∶7464(东汉)、1∶2927(唐朝)、1∶2613(元朝)、1∶2299(明朝)、1∶911(清末)、1∶600(建国初期)、1∶67(改革开放初期)，而2004年达到1∶26(任玉岭，2005)。中国财政和收费供养的公职人员人数增长和规模都非常惊人。 　　三、既有研究:观点与假说 　　关于政府支出规模的经济学研究主要有两类:(1)扩张后果。既有研究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支出规模是润滑剂，具有增长效应和溢出效应(Ram，1986;KormendiMeguire，1986);第二种观点认为政府规模是泥中沙，具有挤出效应和拥挤效应(FolsterHenrekson，2001;Ghosh，2009)。(2)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主要有收入水平、财政分权和转移支付，分别形成了瓦格纳法则(p;Buchanan，1980)与p;Pincus，1996)三类理论假说。 　　政府支出规模究竟是润滑剂还是泥中沙呢?既有研究发现，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关系(李栓友，2000)，即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由初始的正效应向最终的负效应转变(ChenLee，2005;杨子晖，2011;文雁兵，2014)。政府支出规模的理论假说在中国是否存在?存在的条件是什么?国内外学者展开了大量研究:(1)关于瓦格纳法则，有学者发现在中国中部和西部成立，而在全国和东部不成立(Narayaal.，2007)。针对固定参数模型存在可能的估计偏误，王小利和张永正(2009)在Gibbs抽样条件下利用变参数性质从平滑时变参数过程角度实证分析了我国1952～2006年政府公共支出的时变特征:20世纪60年代中期前表现出典型的瓦格纳特征，60年代至80年代表现出非瓦格纳特征，80年代后时变平滑系数在0值附近波动，结果表明瓦格纳法则在中国的有效性存在时变特征。(2)关于利维坦假说与p;Zhang，2007;范子英、张军，2010)。此外，学者们还发现，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会诱致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沈坤荣、付文林，2005;方红生、张军，2013)，进一步造成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膨胀和宏观经济不稳定。 　　上述三类理论假说并未得到结论一致性的经验实证，原因在于不同经济体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环境和条件存在时变特征，主要体现在: 　　第一，在瓦格纳法则中，人均收入水平和政府规模间的正向或负向关系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地区差异性有关，因为政府仅能有限替代市场，日益健全的市场体系促使部分政府职能被专业化的市场组织所取代，所以通常穷国或落后地区表现出典型的瓦格纳发展特征，而富国和较为发达的地区则表现出非瓦格纳发展特征，在经济扩张和部分消退时期表现为典型的瓦格纳发展特征，在市场经济程度完善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