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政府主导推进的城镇化何以“自然发展”—一个中西法文化比较的视角.docVIP

　　浅析政府主导推进的城镇化何以“自然发展”—一个中西法文化比较的视角 一、西方城镇化自然演进的机理与中国城镇化政府推进的症结 　　(一)西方城镇化自然演进的内在机理西方的城镇(市)化进程是自然演进式的。所谓自然演进，即是说西方城镇化进程不是某一主体(尤指国家的权力层)单独的理性设计，而是多方主体共同主导、合力推进，经济、政治、社会、宗教、法律等多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主导各方的力量不论是在实质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大致均势，形成相互制约下的力的平衡，不存在某方强势并以自己意志强加于其余各方，以其一方理性从始至终贯穿于城镇化推进过程的情况。在影响城镇化的诸多因素中，法律因素和经济因素(尤其是其中的市场因素)甚为重要，或者说它是城镇化进程得以推进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对近代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甚至可以上诉到中古时期。伯尔曼在论述西方法律传统时，就将这一传统形成过程的初始阶段划定为公元11、12 世纪。他认为，此前的欧洲与此后的欧洲间存在着根本的断裂，西方近代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价值起源于11、12 世纪，而不是此前的时期。 　　皮雷纳在阐述近代城市的起源时也将目光聚焦于这一时段，他认为此前的城市没有中世纪和近代城市的两个基本属性市民阶级的居民和城市组织。不论是西方法律传统的发轫还是欧洲近代城市的源起都开启于11、12 世纪，这并不是简单的历史巧合，而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为后世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孕育根苗的一次际会。按照皮雷纳的说法，如果把城市理解为一个具有法人的资格，并拥有自己特有的法律和制度的社会，那么此前的欧洲根本就不存在城市。推动近代法制演进、经济发展及其影响下的城镇化进程的元代码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并逐渐发展的。1. 商业发展、城市法律与中世纪城镇的兴起11、12 世纪，欧洲涌现出数以千计的新城镇。从城市发展的视角看，11、12 世纪新城镇发展的重心与此前的城镇相比，发生了由政治、军事向工商业发展的转向。如果说城市在政治组织方面的作用在古典时代比在中世纪为大，那么城市的经济影响在中世纪则远远超过古典时代。这种转向所导致的前后两种城镇的最显著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法律上。 　　11、12 世纪时，商业和工业(手工行业)不再仅仅处在从属于农业的地位，而是反过来对农业发生主导作用。农业产品不再限于自给自足的消费，而是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参与交换。在工商业发展的影响下，城镇到处可以见到，每个城镇都构成一个市场，且已成为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部分。经营的商人们就居住在中世纪封建城堡的周围新堡，这些新堡与封建城堡旧堡结合便产生了新的城镇，这使得城镇的人口增加，范围扩展，同时也导致了市民阶级的形成。中世纪的城镇不仅在经济上是商业和手工行业的所在地，行政上亦是法院区域，而且是一种誓约共同体的结义，在城市特许状的授权下，其被视为法律意义上的法人团体。在这些城镇中，商人、工匠和手艺人等构成了其居民的主体，这些居民所构成的城镇具有作为城市共同体的一种共同的自我意识，且都由一套城市法律体系来治理。而此前的城镇主要是由以种田为生的人们构成，兼有少数商人、骑士和贵族，以及一小部分工匠和手艺人，这些城镇居民不享有将他们本身与其在乡村的邻居区分开来的特殊身份或特殊权利，且这些城镇也没有自己的行政或司法机构。经济和法律因素与中世纪城镇发展转向的关联显而易见。 　　二、中国城镇化自然演进的目标设定与程序推进的应然进路 　　(一)中国城镇化自然发展目标的设定 　　西方城镇化的历史进程昭示了市场与法治两大要素在城镇化自然演进过程中的重要性，也为中国城镇化的政府推进提供了镜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年)》中也将城镇化视为一个自然的过程，指出：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其指导思想当中更是明确了通过市场和法治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来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技术路线，即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履行政府制定规划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和营造制度环境的重要职责，使城镇化成为市场主导、自然发展的过程，成为政府引导、科学发展的过程。市场主导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法律规制则是政府引导的规范根据。 　　中国城镇化的推进同样要在市场与法治的作用下进行，且其目标是实现城镇化的自然发展。西方城镇化自然演进的历程告诉我们，市场、法治催生了西方的城镇化，助力了西方的现代化，同时也告诉我们，在中国推进城镇化的自然发展，绝不可忽视其政治生态中所具有的强大的政府权力的作用，唯有处理好政府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城镇化的自然发展。所以，中国意欲通过市场化，引导工业化，推进城镇化;通过法治化，使公民的权利实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