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约谈制度实践及理论审视.docVIP

预防约谈制度实践及理论审视及时惩罚犯罪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下策，有效预防犯罪才是社会治理的上策。可以说，一定意义上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重要。将职务犯罪防患于未然，既能有效避免职务犯罪造成的严重后果，又能节约惩治职务犯罪所耗费的大量司法资源。职务犯罪的本质表现就是权力的不正当行使，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加剧，我们将逐渐迎来职务犯罪的“浪潮”。因此，职务犯罪预防将是一项伴随权力存在和行使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制度是加强预防效果的创新之举，本文拟对该制度的实践探索进行探究，并试图从理论上对该制度的意义、实践中的困难及其完善进行审视。 一、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制度实践探索简介 自1992年10月检察机关在全国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以来，职务犯罪预防的主要工作措施至今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加之预防工作效果本身缺乏有效的测评指标，导致预防工作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一种弱势之中，在不少基层院职务犯罪预防“单兵作战”，“路径不明”，进而效果不明的现象很大程度存在。为了克服“预防工作大而化之，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弊病，在用好职务犯罪预防各种传统方法、措施的基础上，拓展预防工作的广度和深度，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紧紧围绕社会管理创新主题，创建了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制度。下面，笔者对该制度内容及其实践情况进行简要介绍。 （一）约谈制度内容 结合预防工作实践，江岸区检察院于2008年7月出台了《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检察约谈工作办法（试行）》。该《办法》规定：检察约谈是指检察机关依据法律监督职能和检察机关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责任分工，定期或不定期地约请存在职务犯罪隐患的单位或个人进行警示谈话，促使谈话对象及时进行整改，落实内控防范机制建设，预防或减少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约谈主体为江岸区检察院，必要时商请约谈对象上级主管单位纪检监察等部门参加；约谈地点一般在检察机关，必要时在有关单位部门；约谈方式分个别约谈和集体约谈两种，对存在个别问题的单位进行个别约谈，对行业存在共性问题的单位进行集体约谈；适用集体约谈的对象为江岸区直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的负责人和个体私营业主等；适用个别约谈的对象为：管理制度明显缺乏，管理松散，存在发生职务犯罪隐患的单位或部门负责人、职务犯罪发生较多的领域和行业的单位负责人、群众意见很大或负面影响强烈或举报数量较多的单位负责人或相关人员、其他应当适用个别约谈的对象。此外，还规定了约谈报批程序、约谈后处理措施、注意事项等。总之，该办法对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制度从概念、主体、对象、程序等各方面都作了较详细的规定。 （二）预防约谈的实践操作及成效 1.对职务犯罪高危单位责任人，由预防部门以平和的方式进行咨询性约谈。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垄断性强等易发职务犯罪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等，是加强职务犯罪预防的重要对象。针对这些主体，采取集体座谈和个别走访的形式，指出易发生职务犯罪的环节，帮助制定防范措施，促使其健全制度加强管理。在个别走访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择约谈地点，从而使约谈对象能够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检察机关的建议，增强自我抵制腐败免疫力。如在重点工程武汉二七长江大桥三年建设时间中，通过对施工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重点部门人员和项目负责人进行咨询性约谈60余人次，发检察建议5份，督促新建改建规章制度11项，实现了廉洁工程的良好效果。 2.对职务犯罪发案单位责任人，由预防部门联合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警示性约谈。对已经发生职务犯罪案件的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检察机关预防、自侦部门联合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约谈，对案件发生的动机、作案手段等相关情况进行通报，对领导班子和相关责任人发出警示，督促其深刻剖析制度、机制和管理方面的漏洞，找准案发原因，帮助制定相应防控对策。如针对2010至2011年期间，江岸区城中村改造征地拆迁过程中被立案查处的村官有24人之多的情况，江岸区检察院联合区委、区政府对全区28个村的村委会领导班子成员270余人进行了集体约谈，并对正在进行改造的村进行个别约谈。2012年至今，城中村改造中没有发生职务犯罪案件。 3.对舆情反映突出单位责任人，由预防部门联合相关单位进行调查性约谈。针对社会舆论反映强烈、存在职务犯罪隐患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主要责任人，预防部门联合区纪委进行调查性约谈，了解其在工作中和“8小时外”廉政制度的执行情况、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情况等，约谈结束后针对存在的问题发出检察建议，限期整改。2009年，江岸区检察院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税务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现象，先后深入区地税、国税等部门，对76人次进行调查性约谈，从中发现一起职务犯罪线索，经初查后转立案1件1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