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演进、挑战及改革动力.docVIP

　　中国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演进、挑战及改革动力 　　引 言 　　 　　中国在经历了 30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现在进入了新的经济转型期。如果能够顺利地实现经济转型，那么中国的持续高增长依然可期。但如果经济转型进行得不顺利，那么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就会受到挑战。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寻找新的动力，同时这也是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所在。 　　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这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努力探索的一个问题，不过，对该问题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因为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并不一样。亚当斯密基于工场手工业阶段的现实，分析了分工对于生产发展的意义。他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而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如此，从市场到分工再到劳动生产力，形成了斯密的生产或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从斯密的这一生产发展逻辑看，这实际上开辟了一条从供给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机制的路径。沿着这一路径，新古典经济学重点关注资本和劳动这些基本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并由此构建了一个生产函数模型的分析框架。但是，这一框架无法解释资本和劳动报酬递减下的长期增长现象，也推动了一系列内生增长理论的诞生。该理论把技术进步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且在生产函数中引入可以解释技术进步的变量。在这一研究路径下，不断丰富的经济增长动力，如资本、人力资本、教育、贸易、制度等，被经济学家们引入增长模型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家们找到了经济增长动力的全部。随着宏观经济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兴起，研究经济增长有了一个新的角度，即从过去着眼于供给寻求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转向通过需求开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包括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总需求扩张也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尽管着眼于短期增长，但更受到各国政府的追捧。如此丰富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否穷尽了经济增长的动力？ 各国是否可以通过教科书就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经济增长方案？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就在中国按照自己的国情开辟了一条改革的路径后，西方的许多学者因为在标准经济学中找不到对应的理论支持，认为中国的改革不可能成功，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也难以实现，但历史证明他们错了。出现这一错误是因为，经济增长作为一个永恒的主题，不可能为现有的理论所穷尽。 　　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其特殊的背景总会有不同的因素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即使是一种熟悉的因素，也会在不同的国家显示出不同的作用。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研究，就包含着对已有经济增长理论的挑战。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 30 多年，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并被誉为增长的奇迹.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又没有现代经济增长所要求的优势条件，却可以实现经济持续高增长？ 这是一个极具理论挑战的命题，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讲过，谁把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说清楚，谁就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许多人加入了该课题研究，做出了不同的回答。有人认为是中国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才取得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还有人认为推动中国过去 30 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包括，推进的市场导向改革、城乡分割二元经济体制、地方竞争模式；而有人则概括地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 30 多年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当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高速增长动力的思考绝不只有这几种观点，凡能够想到的、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因素都被引入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中。 　　但我们依然在为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努力。这一现象表明，一种因素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不在于该因素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而在于该因素是否能够成为引领经济增长机制的关键。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建立在经济转型基础上的经济快速增长，体现出了经济增长动力的阶段性特征，因此，不断地探索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就成为中国经济学界持续研究的命题。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能否继续保持这样的态势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关键在于能否找到新的增长动力。笔者的观点是，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运行的机制越来越复杂，用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具有系统性。但是，这个动力系统需要一个启动力量，而这一力量需要通过深化改革积聚。 　　一、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 　　 　　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有两种变革，一种是以极端的方式推翻原有政权，达到改变现状目的的革命；另一种是通过对旧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调整的改革。两者的根本性区别在于，改革是在现有政治体制之内实行的变革，而革命是改变现有政治体制的变革。全面地理解改革，它是指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组织作出的改良革新。在人类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