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高效液相色谱在日常食品方面的检测应用.doc

浅谈高效液相色谱在日常食品方面的检测应用 1、相关定义 1.1、我国刑法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之概念与立法变迁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相关概念 我国现行《刑法》第 144 条所规定的本罪情形,主要是指,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的行为与我国食品卫生管理的相关法律和法规相违背,行为人在生产 或销售食品时,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掺入到可食用的食品中,亦或是行为 人明知销售的食品中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但仍然进行销售的行为。从 本罪的基本特征来看,它符合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基本特征。 我国《食品安全法》对本罪的犯罪情形有比较详细的陈述,第二十八条规定 明确指出,对下列的生产和经营的食品进行了明令禁止,这些食品主要包括:第 一种是不包括食品添加剂在内的化学物质,而这些化学物质会严重危害人们的身 体健康,或者是用回收的食品提取食品原料;第二种是致病性微生物、兽药残留、 农药残留、重金属以及其他污染物质,这些物质能诱发疾病,以及其他超过食品 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和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第三种是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 群的主辅食品,这些食品中的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第四种是掺假掺 杂、腐败变质、霉变生虫、混有异物、污秽不洁、油脂酸败或是感官性状异常的 食品;第五种是病死、毒死或死因不明的禽类或水产类及其制品;第六种是被包 装材料、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第七种是已经超过质量保质期的食品;第八种 是未经卫生监督机构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及其制品;第九种是包装上无标 签的食品;第十种是国家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第十一种是兜底条款,包括 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认为:”刑法法规在理论上可以分为两种,即固有的刑法 法规与行政刑罚法规。与它们的区别相对应犯罪可以分为刑事犯和行政犯。自然 犯与法定犯的区别也几乎完全一致。”[1] 本罪具有法定犯和自然犯两种属性,经济犯罪特别是以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为 代表的犯罪,国家公权机关在设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之初是为了能够有效履行其 行政管理职能而专门设立的,因此具有行政犯的特征。随着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 展,虽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在设立之初是出于行政取缔的目的,但随后慢慢转化 为被伦理道德所谴责的犯罪,因而又具有自然犯的属性。现代社会普遍谴责生产、 销售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们已经从观念上对此类行为是 深恶痛绝的,认为这种行为是违反基本道德的行为。由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本身 所具有的特殊性,虽然现代社会普遍观念逐渐将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作为自然犯 ”兜底条款”(Miscellaneous Provisions)作为一项立法技术,它将所有其他条款没有包括的、或者难以包 括的、或者目前预测不到的,都包括在这个条款中。兜底条款是法律文本中常见的法律表述,主要是为了防 止法律的不周严性,以及社会情势的变迁性。 2 来看待,但在司法实践中依然应当注意行政犯的适用规则,遵循行政刑法的基本 原则和理念。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前提是违反了食品安全卫生法律法规, 主要是违反了《食品安全法》中的相关规定,因此本罪具有法定犯的特征;又因 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本身也违反了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交易原则——诚实 信用原则,因而本能地被人们所否定,具有自然犯的属性。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食品”是该罪名成立的基本要素,不能仅 停留在字面涵义上,更要从其外延进行深入的理解。基于《刑法》和《食品安全 法》的不同属性,涉及行政犯与刑事犯的区分和归属问题,因此有必要从行政犯 和刑事犯的角度对”食品”外延加以论证。有毒有害食品在某些情况下提供行政 法规来界定,如添加剂等;而在某些情况下,则可用一般常识来判断,如地沟油 等。我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八条罗列了十种有毒有害物品,这就从行政法规 层面为生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提供了法律依据。我国《刑法》关于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应属行政犯之列,上述《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的 定义就属于行政法律范畴。[2]通常情况下规范用语在行政法律和刑事法律保持一 致,但不可将作一元化理解,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词语内涵的适用范围 来说,《食品安全法》中的对”食品”的定义是狭义的,而《刑法》的定义则更宽 泛,这是由刑法的根本特性决定的;从调整内容上来说,行政法律立足规范秩序 而不是打击不法行为,刑法则以禁止性规范为后盾,既保护合法行为,又打击非 法行为;从调整手段上来说,行政法律不像刑事法律那样具有极端严厉性和最后 保障性的手段。行政犯具有违法性的特征,其违法性根据法规的命令或禁止而确 定,建立在行政秩序的违反性上。同时,行政犯具有刑罚制裁的特征,在法律效 果上属于刑罚制裁的领域。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刑法》中”食品”的外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