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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传媒业组织传播制度性研究 　　[摘 要]基于完善的组织架构，中华书局在其英雄式人物陆费逵的强势领导下，始终践行以教育出版救国的核心价值观。从文化隐喻角度看，中华书局的组织传播是一种强有力的企业文化传播活动。从传播向度看，中华书局的组织传播包括组织内传播和组织间传播。其组织内传播是在直线职能制的组织结构基础上，股东会、董事会等上层机构通过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手段形成井然有序的权威传播网络，以及各平行部门和书局同人根据兴趣、习性组织各类团体形成的情感传播网络；其组织间传播主要表现为中华书局与作者之间的亲密友好关系、与同业组织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以及与政府组织之间的理性合作关系等。在组织传播失灵时，中华书局监察机构根据反馈信息，及时对组织架构进行合理的修正与调整，从而促使其组织传播高效有序。这是民国时期使中华书局成为与商务印书馆比肩出版重镇的重要因素。中华书局的组织传播实践给我们的启示在于：要关注企业文化建设，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以人为本，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及时搜集各方面反馈的信息，防患于未然。 [关键词]传媒业；组织传播；中华书局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3.01.006 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也是组织传播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传播的总体功能，就是通过信息传递将组织的各部分连结成一个有机整体，以保障组织目标的实现和组织的生存与发展。[1]组织有其发展演变的历史，对组织历史的钩沉通常情况下能对现实有所启示。中国的现代出版业始于清末民初，民国时期的出版业呈现出多元发展的繁荣景象，它们中的一些企业，如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做得大且好，在亚洲甚至世界上都有一定影响，它们给今天的出版界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本文选取民国时期中华书局为样本来进行分析，以期从其科学规范的企业组织制度中发掘其历史价值与当代借鉴。 笔者通过对中国知网、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民国专栏、大学数字图书馆合作计划、大成老旧全文数据库、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和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超星图书馆以及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资料、相关研究所资料室的藏书等相关文献的检索，发现关于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对局史的研究，如《回忆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大事纪要 1912—1954》等[2-3]；二是对人物的研究，如 《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 《教育与出版——陆费逵研究》等[4-6]；三是读中华书局书刊的个案研究，如《〈辞海〉的编撰和修订》 《20世纪初出版的〈中华大字典〉》等[7-8]。这些研究所选取的角度主要有史料耙梳、文化教育和经营管理研究，然而以组织传播为切入点的研究尚未发现，因此，笔者试图对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组织传播做一些探讨。 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二。我国的传统是重视“第一”，而忽略“第二”，故而对商务印书馆的研究远远多于对中华书局的研究。因此，本文的第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对中华书局组织传播的专题研究，丰富已有的关于中华书局的研究成果，以引起人们对中华书局经验宝库的重视。本文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以历史来关照现实：运用传播理论和出版史料来勾勒中华书局组织制度框架，进而对中华书局组织传播的机制和规律进行归纳与总结，以期对当今出版传媒业的组织传播活动有所启发。 一、中华书局的组织架构 正如灵魂之依赖于身体，组织传播也要依赖于组织架构才能存在。中华书局的组织制度正是其组织传播实体之所在。公司组织制度是“公司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条件下，调整和平衡公司各相关权利人关系并对公司运营进行监督的制度安排”。[9]公司的组织制度包括两个方面：组织机构和组织结构。 1.中华书局的组织机构 公司的组织机构即公司领导机构、公司治理机构或公司机关等，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班子及监事会。[10]（P101）洋务运动以来，在学习引进西方器物的同时，作为制度层面的西方公司制度也开始助力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也在这一动荡时代中风起云涌。商务印书馆费时6年才由一个家族式的小作坊转型为股份有限公司，而中华书局建立现代公司的过程只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中华书局创始于1911年秋[11]，正式成立于中华民国纪元的第一天——1912年1月1日。初创时期为合资公司，1913年4月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于翌年向工商部呈请注册。它的组织机构仿照立宪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监察机关。股东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立法机关为董事会，行政机关为局长（1919年以后改称总经理），监察机关为监察。 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对公司股东利益和经营管理进行决策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表达其意志、利益和要求的主要场所和工具。[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