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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假买假行为惩罚性赔偿适用 　　摘要 目前，“王海现象”已经成为“知假买假”的代名词，知假买假的法律适用问题在我国争论多年一直未有定论，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适用结果大相径庭。从惩罚性赔偿的法律性质出发，从法律解释学、法律经济学角度分析“王海现象”应当适用《消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关键词 王海现象 知假买假 惩罚性赔偿 消费者权益 一、惩罚性赔偿制度概述 惩罚性赔偿，也称示范性赔偿或报复性赔偿，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赔偿数额，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作为英美法系中的一项制度，它兼具损害赔偿的惩罚性和补偿性，是对民事违法行为的一种惩罚措施。其设置基础主要为两点： 第一，惩罚性赔偿制度实质上是将社会整体利益分解为个人利益，以个人利益的追求与个人权利的主张来促使社会秩序的完善和市场环境的改善，是个人参与社会管理、行使社会责任的巧妙设计。 第二，惩罚性赔偿规定的赔偿数额高于实际损害数额是利益驱动机制的有效应用。根据权利和利益的关系，权利的基础和目的是利益，权利是取得和实现利益的手段，良好的利益驱动机制可促使消费者维权、提高违法成本、遏制假货销售。 二、买假索赔前提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学界争议 （一）消费者身份的认定 关于王海消费者身份的争议学界一直未有定论。否认王海消费者身份的主流观点是消费目的不符，如梁慧星教授言：“依《消法》第2条，消费者是为生活需要之目的。将王海等职业打假者纳入消费者，不符合民法解释学的一项重要原则即无论采用何种解释方法，其解释结果都不得违背法律条文可能的含义。买假索赔超过了生活消费一次可能的文义范围，因此不在消法49条的适用范围内”。很多法院也坚持这一观点，认为在客观实际中应依经验法则，即消费者一次购买的数量多少来判断消费者购买的动机来推定其消费者身份。 肯定观点的学者认为王海现象适用惩罚性赔偿符合《消法》和自身的立法宗旨。如何山教授所言，主动买假的人也是消费者，而且这种人原本就是《消法》49条的立法宗旨所提倡的，就是要培养像王海这种扫除假冒伪劣商品的“清洁工”。有学者也从法律解释学的角度对“消费目的说”提出了异议，指出从社会流通的角度消费者是与经营者相对的，而不应当有其他限制。王利明教授谈到，“任何人只要其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的目的不是为了将商品或者服务再次转手，不是为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易活动，他或她便是消费者。由于在市场中，消费者只是与生产者或者商人相对的，那么，即使是明知商品有一定的瑕疵而购买的人，只要其购买商品不是为了销售，我们就不应当否认其为消费者”。有学者也从法理学角度认为以“消费目的说”认定消费者身份违反人权，“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都应被视作消费者；至于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以主观动机来衡量消费者身份，侵害了消费者的购买自由权”。 （二）欺诈行为的认定 《消法》49条将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作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条件，但是对于欺诈行为的构成要件是学界争议点。部分学者认为依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王海等知假买假的行为非因陷入错误认识而作出，经营者不构成“欺诈行为”。 有学者认为民事欺诈行为的构成要件不应直接适用到经济法领域。《消法》是法律对消费者弱势地位的倾斜保护，对欺诈的认识应区别于一般民事法律制度对平等法律主体之间行为的法律规制，采用客观目的标准，只要经营者卖了假货，消费者购买了假货就应认定为欺诈。 （三）不当得利的争议 针对王海等职业打假者适用惩罚性赔偿所获得的额外利益，学界颇有争议。部分学者认为职业打假者追求不当利益，以欺诈对欺诈不应受法律保护。持异议的学者认为王海打假所得利益为依据《消法》的合法损害赔偿，为正当利益。而杨立新教授则认为，王海构成不当得利并不是影响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因素。不当得利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副作用，与积极作用相比后者价值更为重要。在立法中，当出现“两难选择”时，应“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何况其副作用还可加以改造，变利为害。 三、买假索赔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 （一）法律解释学分析 1.《消法》引入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价值 《消法》49条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意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对不法经营者的惩罚，立法者更希望通过此法律规制达到良好竞争秩序和社会效果的实现，通过有效的减少不良行为者的利益促使其良性行为。 依《消法》第6条，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促进公民个人履行社会责任、促进《消法》私人执行的重要制度。惩罚性赔偿金就加害人角度讲是对不法行为的惩罚金，就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