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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婚恋叙事和春秋文化精神 　　摘 要：《左传》是一部以男权文化为核心的春秋信史，但人类社会的两性格局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观念却使女性与婚恋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面对社会变革中的礼法规定与自身不可磨灭的人性诉求，《左传》婚恋中的女性有着“守礼”与“非礼”的双重表现，某些非礼性关系甚至引发了重大的家国之乱。《左传》婚恋叙事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考察春秋文化从“天命”转向“人道”的精神轨迹。 关键词：《左传》；婚恋；春秋；女性 作者简介：高方，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左传》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1YJC751022；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左传》文学接受研究”，项目编号：12B008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5-0130-05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关键的文化转型期，也是中国文化从“礼崩乐坏”走向“百家争鸣”的必由之路。“这并不是政治上最美好的时代，但却是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自由的时代。伴随着王纲解纽诸侯争霸，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充满生机。”[1]（P93）由人类社会的两性格局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观念所系，记录春秋男权政治的《左传》也不可避免地容纳了女性与婚恋。在《左传》的婚恋叙事部分，社会变革期的礼法规定与特定个体的欲望发生了激烈的冲撞。由于“欲望本身包含着某种对象的缺乏感”[2]（P93），立足“人之大伦”的婚姻伞盖便再也无法遮蔽“情”的满足与“性”的需求，而这些婚恋表现不仅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种现实，还在本质上与春秋时代持续增长的“人”的意识相表里。 《左传》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交代，最为显在的不是父女、母子、兄妹（姐弟）、主仆等关系，而是以婚姻为基础的夫妻关系。《礼记·昏义》认为，“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是以“君子重之”。其时的人们不但视婚礼为“万世之始”（《礼记·郊特牲》），而且明确其意义为“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礼记·昏义》），也就是说婚姻的重大意义在于它能够使两个家族缔结良好的关系并生育子嗣延续对祖先的祭祀，可见生殖是婚姻不可或缺的意义和功能。从更大的意义上讲，“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礼记·中庸》），夫妇关系被视为五伦之首，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道均由此生发而出。 对于女性而言，她们不但要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面对丈夫的“多妻”，而且通常会成为政治交易的工具与筹码。“秦晋之好”这个成语就是春秋政治婚姻的产物，只是秦晋两国之间的姻亲关系决不像今天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僖公十五年的韩之战和僖公三十三年的崤之战这两场著名的春秋大战就是最好的证明，前者发生时晋国的女儿秦穆姬是秦国的君夫人，后者发生时秦国的女儿文嬴是晋国的太后、国君的嫡母。汉唐两代盛行的“和亲”策略在《左传》中也可以找到样本，如襄公二十六年晋卫之战中卫侯被俘，虽经齐、郑两国代为求情，却仍是在“卫人归卫姬于晋”之后卫侯才得以获释归国。今天，“一个人可以为了更崇高的国家利益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但是，无论什么人都不应该以任何崇高的名义牺牲另一个人的利益”[3]（P137），可春秋时代的女子是很少有所谓“权力”的。因此齐僖公才会在欲嫁文姜于郑太子忽但被他以“齐大非偶”为由推辞掉了之后，又在数年后提出以其他女儿与之结亲（《左传·桓公六年》），足见此女与彼女没有什么不同，无非都是巩固政治联盟的工具而已。 依杨伯峻说，《左传》所载鲁国国君之女嫁为诸侯夫人者九人，其中被出者就有子叔姬、杞叔姬、郯伯姬、齐子叔姬四人[4]（P162），而前两人又是被杞桓公相继遗弃的。鲁为礼仪之邦，是对周礼继承和遵循得最好的国家，所嫁之女因违礼被出的可能性极小，《左传》没有说是什么原因使她们的婚姻不得存续，但推想可知春秋时期被无情离弃的女性会有多少，在被出两个月之后就死去的子叔姬似乎也不可能是唯一的不幸者。 “在父系社会里，女人没有权利继承她父母的财产。她的前途，即使是一个安定的生活，也只有通过她的婚姻才能得到”[5]（P52），所以多数婚姻之中的女性都希望与丈夫相亲相爱白头偕老，但她们首先必须面对丈夫的多妻。其次，如《礼记·内则》所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婚姻不单纯是夫妇之间的事情，有时赢得舅姑的欢心反倒比讨得丈夫的喜爱更为重要，而此时的女性势必陷入更加复杂的家庭生活。但这些约束，在许多时候并不能泯灭人们对终身幸福的追求。 《左传》所记婚姻多为周王室与诸侯国或是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