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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中情感维系和主体地位重构 　　〔摘要〕 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理论框架下，乡土中国构成了农民合作的发生场域和形成惯习的主要场所，它既是蕴育“伦理与情感”氛围的空间，同时也是资源动员资源整合的空间。情感能量是影响农民合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正的情感能量能够强化合作的进一步发展，而负的情感能量则会消减甚至瓦解后续合作的基础。与此同时，农民在合作中的到场和参与不足也会影响到合作的质量。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农民合作发展除外部制度性支持外，更需要情感与主观参与层面上的支持与共享。要通过外部服务功能强化、内部参与和情感共建增强农民的主体地位，促进农民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农民合作，互动仪式链，外部服务功能，内部参与，情感共建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6-0084-05 一、引言 农民在农业生产领域合作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手段与动力。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其中，“组织化”作为一个重要构成要求，能够较好地解决“今后谁来种地”和“如何种地”两大问题。目前尽管我国粮食生产形势较好，粮食产量与农民收入持续增加，但也必须注意到，我国传统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农业集约化和专业化的发展需要。因此，积极推进农民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合作与联合将是“三农”工作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同时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伴随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小农已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社会化分工体系当中，逐渐远离了传统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 〔1 〕，主要表现为由农村劳动力的持续向外转移 〔2 〕以及由商业资本渗透而导致的农民内部分化。根据生产商业化水平与雇佣劳动力情况，当代中国农民已逐渐分化为自给自足型农民、商业化农业、企业型农民、合同型农民、中国特色的半无产化农业工人、半无产化农业工人和无产农业工人 〔3 〕。然而伴随中国农业人口的不断“去农业化”进程，并没有出现相应的农业“去农民化”趋势 〔4 〕 （P32-50），也就是说，尽管农民内部开始出现分化，但农民仍然是中国农业的主要生产经营主体。为提升农民的生产能力和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国内外诸多学者早已将解决思路转向了农民的组织化问题研究 〔5 〕，并将农民合作组织建设视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型合作运动”。早在20世纪前后，马若孟就研究发现，在河北农村不仅存在着为解决生产生活中物质、资金与劳动力问题而形成的自发性合作，还存在着为保护庄稼和维护社会治安而形成的政府强制性合作 〔6 〕 （P135 ）。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对江苏“开弦弓村”的调查发现，农民合作广泛存在于农业生产与流通、治安防卫、宗教、救助、休闲娱乐等各个方面 〔7 〕 （P95 ）。罗兴佐按照合作发生的基础将其区分为外生和内生两种类型 〔8 〕。外生型合作主要产生于外部的强制性压力，为达成国家目标而依托权力加以运作，历史上的“治水”合作以及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化合作便属于此种类型；内生型合作又可细分为自愿型的市场合作和自治型的地域合作，与前者相对应的是各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社，后者则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代表。李远行根据合作环境的不同，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合作分为社区性合作、强制性合作和单功能合作，主张通过社区重建来促进合作的延续 〔9 〕。但一些研究发现，受地方政府的干预、农民合作精神的缺乏以及乡村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异化现象，从而阻碍了真正意义上合作组织的出现。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有关农民合作的讨论多偏重于制度与政策层面的分析，未充分考虑到农民的主观感受。在当前，虽然制度变迁与政策安排确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但制度与政策终究属于外部性因素，还需要深入了解和把握农民的心理与行为，从而真正实现促进农民可持续合作的宗旨。基于此，文章主张进行分析视角的转换，借鉴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分析在乡土场域内情感维系对于农民可持续合作的重要意义，探究重建农民主体地位与共同情感的可能性，从而判明农民合作的发展动向，提出促进农民合作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二、农民合作的发生场域与行为惯习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曾提出的“场域”这一概念，用以表示由各种位置间存在的客观关系而形成的网络或构型，但它并不等同于一定的边界与地域范围，而是具有生气、隐藏着潜力、内含力量的运作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利益争夺和力量重构的空间。而“惯习”则是布迪厄用来解释场域中个体行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一种“性情倾向系统”和“社会化了的主观性”，由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 〔10 〕 （P133-139，150-170 ）。惯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