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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乡土和现实:乡镇企业探究路径反思 　　摘要：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盛的乡镇企业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悖论：这样一种产权模糊的企业如何能够成功？此问题并没有得到从企业经营和治理本身出发的充分回答，而随着乡镇企业的大规模转制和倒闭被人忘记。本文在渠敬东《占有、经营与治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一文的启发和引领下，通过对乡镇企业研究的评述，对渠文的思路进行阐发，试图指出“乡镇企业悖论”的真正答案也许并不在产权本身，而是在企业的经营过程及其与乡土社会的紧密联系之中。 关键词：乡镇企业 产权 中国模式 一、“中国模式”的悖论 1994年，哈佛大学的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许成钢在《比较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乡镇企业作为一种界定模糊的合作企业》（Weitzman and Xu，1994）的论文，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模式”的悖论：“按照几乎任何一种形式的标准的主流产权理论，这里所说的中国模式应该是一种引起经济灾难的、极端不现实的方案。没有真正的所有者，谁会有清晰的权利与激励来管理企业以求得最大利润呢？在现有的产权结构下，乡镇企业应该是没有效率和无人负责的。”清晰界定的产权及其相关的激励机制和组织结构被认为是企业成功的前提条件，而乡镇企业无论从上述哪个方面来看都与这种标准相去甚远，所以，乡镇企业的成功给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两位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这个悖论，实际上代表了国际学术界对于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能够取得成功的普遍困惑。 对于中国转型期经济增长的解释，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林毅夫代表的“比较优势理论”为主，后期则以钱颖一代表的“地方竞争理论”为主。比较优势理论是以发展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改革开放前，我国具有明显的农业经济为主、劳动力大量过剩的特点，但是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不能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再加上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和无自主权的企业经营制度，导致中国经济难以发展。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我国的比较优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地方竞争理论则以政治经济学的分权理论为基础，认为中国政府实行的财政分权所引发的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财政包干制下，地方政府以扩大财政收入为其主要目标，从而引发了大办乡镇企业的热潮，这是第一阶段的地方竞争（Oi，1992）；20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竞争从企业扩展到包括土地经营和城市化在内的诸多经济领域，其竞争体制在理论和经验上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分析（周黎安，2004；Li and Zhou，2005），这种竞争与经济增长的稳定关系也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证明（Qian and Weingast，1997；Qian and Roland，1998；Zhang and Zou，1998；Lin and Liu，2000；张晏、龚六堂，2005）。以上这两种主流解释，虽然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但是并不能充分回答魏茨曼和许成钢所提出的问题，因为它们归根到底是从宏观制度的角度人手的，与产权安排和微观经营机制并无必然的逻辑性关联。就地方竞争理论的解释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当地方政府推动以GDP和财政收入为主要指标的经济增长时，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它们是通过明晰产权制度和改革经营机制来实现其目标的。 从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虽然私有经济一直在迅速增长，但是产权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并非一直占绝对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乡镇企业；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大规模转制与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私有经济部门的成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经济进入第三波增长期，政府投资拉动以及国有企业的重新兴起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其中地方政府的土地经营开发和城市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国有控股企业的实力在这个过程中大为增强。今天，无论赞成还是反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很少有学者会否认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主导性地位，这也是“地方竞争理论”成为主流解释的重要原因。但问题在于，即使我们承认这种“中国模式”的政府特色，也并不能令人满意地解答十几年前魏茨曼和许成钢提出的“悖论”。只有回到对企业的占有、经营和治理的机制分析中，才有可能对颇具中国特色的产权安排和经营机制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最早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乡镇企业的认识，在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乡镇企业的“外围”解释 从多个方面来看，乡镇企业都带有明显的经济上的“不合理”性。首先，乡镇企业不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乡镇企业大多坐落于村庄、集镇等比较典型的农村地区，一般远离中心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