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治价值意蕴.docVIP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治价值意蕴 　　[摘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意味着要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财富的积聚，还意味着要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与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它还折射出政治价值的变迁，从整体上来说是由注重物化目标转而开始关照人的目的性与人的发展。而具体来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蕴着一些良善的政治价值目标:人的独立尊严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蕴的首要的政治价值；而人的自由发展不仅是人的独立尊严的应有之义，也是后者实现的基础；社会公平正义则是人的独立尊严与自由发展的基本要求；民主参与是人的独立尊严与自由发展的根本保证。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政治价值　政治体制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1)05-0110-08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实就是要实现一种“包容性增长”，这种增长不仅是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而最重要的是“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最终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那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治价值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内在逻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折射出怎样的政治价值变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究竟意蕴哪些良善的政治价值以及这些良善的政治价值之间的内在逻辑与实现的根本保障是什么等，这些都是本文要尝试探索与回答的问题。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离不开政治价值的支撑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战略提出的现实依据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各项事业尤其是经济上取得了堪称“奇迹”的成就，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也产生一些问题和代价，其突出的表现就是经济社会的不均衡发展，人们没有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资源环境矛盾突出，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严重。这都直接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威胁着政治与社会的稳定。然而正如刘易斯所指出的那样，“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经济增长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经济增长可以在不产生任何不利条件下实现，那么人人都会完全赞成”。他还指出，“由于经济增长有其实际的不利条件，人们根据其对利弊的不同估计对经济增长采取不同的态度。他们可能不喜欢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而喜欢在稳定的社会中盛行的那种态度和制度。或者即使他们适应增长社会的制度，他们也不可能喜欢由稳定社会转变为增长社会的那个过渡过程；因此他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增长带来的好处与增长造成的动荡的代价是不值得的，或者增长应当逐步实现，这样社会就有尽可能长的时间来适应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变化”。当然，经济增长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不是财富增加了幸福”，虽然在现实的社会中这往往是人们幸福的基础，关键是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增加了人们选择的范围”，进一步来说就是“增加了人类的自由”。但是，刘易斯也认为，“经济增长只是许多好事中的一件好事，我们可能会做得过分一些。过分的增长既可能是造成下列现象的原因，也可能是系列现象造成的结果，这些现象是:过分追求物质、过分的个人主义、人口的过分流动、收入过分悬殊等。社会决意提高增长率，使其高于目前的水平，并不一定明智；如果它们这样做，他们会得到很大的好处，但是也会在社会和精神方面付出很大的代价，可能的得是否超过可能的失，这必须尽量根据每一种情况分别加以估计”。不难看出，根据刘易斯的论断和逻辑，与其说经济增长的代价是经济增长方式本身导致的，倒不如说是由人们对经济增长的普遍价值取向所塑造的，而人们的这种普遍价值取向往往又是由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其实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同时“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进一步来说，人们的这种普遍的价值取向就是政治价值，毕竟政治价值“通常表现为基本的政治理念与原则，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高度概括”。 　　那么政治价值是如何塑造经济增长的具体绩效的呢？对此诺思通过分析经济变迁与信念的关系给予了很好的解答。在诺思看来，经济变迁就是指“人类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变化。从广义上讲不仅可以量化为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的变化，市场活动带来的人类财富的变化，而且可量化为非市场经济活动所反映的人类财富的变化――这个方面虽不能精确地度量”。可见，经济变迁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绩效，也内蕴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显然也是一种经济变迁的过程。而诺思利用心理学的成果把意识作为关键变量，强调了意识的重要层次的信念与经济变迁的内在逻辑。他指出，“信念是建立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的基础的关键，它既包括个体拥有的信念，又包括那些形成信念体系的共享信念”。而信念其实就是一种坚定的信仰和终极的价值取向，反映了特定的政治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