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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目标对策面向未来的新闻传播教育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虽然狄更斯的这句话耳熟能详,但面对全球传媒业发展,依然掷地有声,引人深思,现实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滚滚向前。被裹挟在经济全球化、媒介技术革命,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革命的浪潮中,未来传媒业发展的极大不确定性,也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2009年10月31日、11月1日,“媒介化社会的新闻传播教育:目标、理念及对策――全球知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建院80周年之机隆重召开。80余位来自全球各国以及中国两岸三地的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研究机构负责人以及20余位学者云集复旦大学,共商媒介化社会语境下的新闻传播教育大计。 　　 　　一、新闻传播教育的融合与提升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给了人们收获的欣喜,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不可预期的问题:全国各地高校新闻专业遍地开花,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新闻专业的学生有相当比例不能进入新闻媒体,即使是名牌新闻院系的学生也并不都能从事与专业对口的工作;新闻院校培养的毕业生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媒体所需,但在质量上却未能满足媒体的需求,一些新闻媒体依然叫苦“人才短缺”;有部分新闻单位领导评价,新闻专业的学生通常上手快,架势像,但略显后劲不足、特色不明显。[1]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不断演进的社会、飞速发展的科技引发了传播内容与形式的深刻变革,推动了媒介领域的巨大革命,引发了媒介融合的大趋势――媒介科技融合、媒介所有权合并、媒介战术性联合、媒介组织结构性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和新闻叙事形式融合。[2] 　　面对这种技术融合、内容融合和终端融合的大传播生态,面对新情况、老问题,新闻传播教育又该如何应时而动呢?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宋超认为应该以“融合”应对“融合”:新闻传播教育应积极推动本土与世界的融合,适应多元文化背景的全球传播新格局。在各具特色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教育机构之间加强交流、对话、学习、合作,培育既具本土特色,又具世界眼光的人才。同时,还要看到现代社会是一个既高度融合又高度分解的社会,媒体走上分众化、精细化的发展道路,这就要求新闻传播教育一方面要坚持并进一步巩固通识教育,奠定学生深厚的文化根基,为今后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专业化和知识化,推进通识教育与专业人才的融合,着力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努力实现教与学的充分融合,善于把学生的智慧、思想化为教学发展的动力,保持新闻传播教育的活力和生命力。 　　香港城市大学英语传播系副主任何舟认为,由于新闻学研究对象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要对新闻学专业课程进行改革,重在阐述新闻与作为相关学科研究对象的有关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在现有条件下首先是跨学科层面的融合;第二是传播学科各专业的融合;第三是建立一体化数码平台;第四是学位课程内部的融合;还有课程内部的融合。何舟提倡学科建设要“走出去”,与社会中的具体项目嫁接,实现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的“无缝对接”。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国良认为学科间的藩篱应当拆除,在核心课程各有特色的同时,保持学科间相互交流和学习的状态,有助于学科间的融合和共同发展。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钟蔚文指出新媒介化时代媒体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首先媒体不再是一个资讯生产的机构,而是一个平台;第二整个媒介生产过程不再是单向道;第三资讯和知识的价差越来越大,资讯并不是知识;第四新传播时代需要创新性的设计理念。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迪恩#8226;米尔斯(Dean Mills)认为,新闻传播教育要给学生提供更多富有实践经验的优秀教材,同时让虚拟网络世界和真实世界的新闻业进行联动,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技术、商业、消费、广告模式;培养学生的企业家精神和自主决策的能力,以便他们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加强学院和媒体公司、技术公司、个体企业家、研发机构的通力合作。 　　过去和将来将会对美国新闻界产生巨大影响的趋势和情形中,最大的力量来自美国媒介产业的商业模式的崩溃――新的内容传播模式和新的产品生产环境可能是应对这种变化的唯一答案;而排在第二的力量是话语权、传播权的转移,从职业性专业性传播机构转到个体记者和广告公共关系实践者的手上;紧随其后的是现在买方市场的形成――把内容通过各种介质呈现给受众,而不是把受众塞进媒体内容的覆盖区间。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大众传播学院主任朱迪#8226;特克(Judy Turk)认为,未来新闻从业人员的发展方向是个体工作者的职业模式:不为任何一个雇主而为多个客户工作的技巧娴熟的自由职业工作者。这意味着作为新闻和传播学教育的实施者,必须来主导探讨出新的教育模式培养学生的讨论,为新的现实环境、新的职业市场和新的职业途径做准备。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介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