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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精神损害赔偿在国家赔偿中的定位与司法适用 　　摘要：精神损害表现为被侵权人所产生的精神痛苦和精神压力，具有不可度量性、主观感受性、不可逆性和附属性等特征。在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具有抚慰功能、惩戒功能和补充功能。现行国家赔偿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上述内容，但法律本身并未将精神损害及其赔偿界定清晰。欲发挥精神损害赔偿在国家赔偿中的作用，需要借助相关的私法资源，并结合国家赔偿法整体结构，尽快出台可行的相关司法解释，从而明确精神损害赔偿条款中的侵权情形、精神损害、严重后果以及抚慰金性质。同时，可期待的司法解释还应规定确定抚慰金的参照因素，甚至制定抚慰金指导表，以便更好地指引精神损害国家赔偿的司法实践。 　　关键词：精神损害；国家赔偿；抚慰金；非财产性；附属性；司法解释；私法 　　中图分类号：DF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5?0111?08 　　一、引言 　　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正，将1994年《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修改为第三十五条：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由此，“精神损害”取代“名誉权、荣誉权损害”正式进入国家赔偿制度。如众所知，1873年法国的布朗戈案正式承认了国家赔偿责任，并从此开启了国家赔偿制度。彼时法国的国家赔偿范围相对狭窄，排除了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正如佩泽尔所言：“如果对物质损害的赔偿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对精神损害的赔偿则曾经长期受到限制。法官曾认可了对歪曲事实、损害名誉、造成身体痛苦和生活条件的改变引起的损害的赔偿，但拒绝赔偿单纯的‘精神痛苦’。”[1]（228）直至1961年勒迪斯昂案（Letisserand），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方对此进行了纠正，将精神痛苦纳入可赔偿的损害范围。回顾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发展，精神损害得以写入国家赔偿法中，同样历经坎坷。 　　新中国成立之前，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已然确立了国家赔偿制度，并且当时提起??政诉讼可附带请求损害赔偿。[2]（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宪法和现行宪法都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造成损失应依法予以赔偿作了相应规定。其后，《民法通则》和《行政诉讼法》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规定，直到1994年《国家赔偿法》颁布，专门的国家赔偿制度得以全面建立。遗憾的是，国家赔偿的范围没有涵盖精神损害，该法仅在第三十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有关行为造成受害人名誉权或荣誉权损害的，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该条款并未明确区分造成损害的程度或严重与否；同时，侵权责任主体也不承担金钱性质的赔偿责任。对此的解释是：“由于名誉权和荣誉权权利性质的无形性，以致损害不可精准测量，加上主因即财政能力有限，精神损害赔偿最终被排除在国家赔偿之外。”[3]（219）精神损害虽未能在国家赔偿法中体现，却在私法中得到很大发展。 　　早在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十条第四款规定：公民、法人因名誉权受到侵害要求赔偿的，侵权人应赔偿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公民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这一规定被视为明确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第一次”。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又通过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01解释》），较为详细地对普通侵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进行了规定，使精神损害赔偿在私法领域得到巩固和加强，并最终写入《侵权责任法》之中。精神损害赔偿在私法领域的立法确认，很大程度上激活了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入法的问题，也就有了现行《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诞生。但是，私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确立是一个循序渐进日臻完善的过程，而《国家赔偿法》空降式的条款并没有公法领域自身的资源可资依赖。与此同时，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实践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展开，亟需相关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基于此，笔者拟从精神损害及其赔偿的功能谈起，结合国内外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私法方面的资源，力求将精神损害界定明确，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在明确精神损害核心要义的基础上，结合现行《国家赔偿法》的体例结构，试着对精神损害赔偿进行体系化的解读，从而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在国家赔偿中的位置。最后，解决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适用问题，既要依靠前述两部分的分析，亦须借鉴私法领域的相关资源，进而将可期待的司法解释呈现在司法者面前。 　　二、精神损害及其赔偿的功能 　　精神损害作为损害之一种，是损害在精神维度的具体化。因此，应先对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