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中的大众传媒身份认同与新闻专业主义之建构.docVIP

社会结构中的大众传媒身份认同与新闻专业主义之建构 　　【摘 要】处于社会结构中的大众传媒,由于受到社会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制约,呈现出独特的传播结构和内在的运行规律。传媒、政府、公众三方构成的传播结构及其在社会中的运行,深刻影响着传媒及其从业者的身份认同的建构,新闻专业主义也由此被建构并因社会和历史环境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本文旨在厘清社会结构中的传媒、政府、公众之间的复杂关系,寻求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专业主义,以助益于正在进一步改革的中国传媒。 　　【关键词】社会结构;大众传媒;身份认同;新闻专业主义;建构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对传媒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是中国传媒改革进程中的巨大变革,对中国传媒事业进步的意义自不待言。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其局限性日益显露:在传媒的改革实践中,一方面,“事业”的身份要求作为一种传媒体制,规定传媒作为社会事业必须忠实地履行社会服务的职能,在这一过程中既准确传达政府的声音又如实反映公众的需要;另一方面,“企业化管理”的机制也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伸了进来,在引导媒体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的同时,又牵制着媒体新闻传播的走向,或多或少消解着传媒事业的社会服务职能。“企业化”的负面影响是:市民化媒体以市场为指向,在宣传与市场两个价值体系之间打“擦边球”,盲目追求市场影响力,而并不怎么考虑传媒的社会责任;党报、党台面对市民化媒体的市场扩展,或者在坚守原有的价值体系时一步一步收缩着自己既有的影响空间,或者也开始模仿市民化媒体的报道方式,衍生出一种既关注公共服务又关注市场利益的矛盾的新闻价值观,逐渐失去其对原有受众的强大影响力,也没有获得新的市场影响力。与此同时,传媒听任或刻意追求新闻黄色化、娱乐化(当然,在这两类媒体中表现出的程度不一),使得新闻传播活动的品质每况愈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学界出现了新闻专业主义缺失的呼声。不仅如此,有学者还认为:“专业主义的议题在中国新闻改革中的出现绝不是研究者们在象牙塔内的遐思,而是改革进一步深入的表现。”他们“由新闻从业者成名的想象切入,考察专业主义在中国的话语实践中正在如何被建构。”经过研究,他们认为:“这种建构通过三类微观机制展开,即正式与非正式成名场域的区分和相互渗透,以强制和‘相互收编’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式而发生的权力行使,以及组织、行业、体制内外的互动。这一建构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改革的重要向面,而不是与改革相剥离的过程。”[1] 　　这种“正在建构”的当下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当然会不同于典型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也不同于以前的党报新闻话语。尽管对话语实践的考察给我们理解当下中国传媒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闻专业主义打开了一扇神秘的窗户,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做到管中窥豹。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当下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貌?跳出话语实践的层面从社会结构宏观地考察,它又是怎样被建构的?它有怎样的内在结构?中国是否需要新闻专业主义?中国需要怎样的新闻专业主义?它在中国未来的走向将如何? 　　为了回答这些相关的问题,本文把大众传媒放入社会结构中(事实上大众传媒本来就处于社会结构中)去考察,从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透视社会传播结构中隐含的某些内在规律,并从社会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角度切入,考察传媒及其从业者的身份认同的建构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本文认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使传媒时刻处在意识形态主体与市场主体双重身份的矛盾之中。厘清社会结构中的传媒、政府、公众之间的复杂关系,确立新闻专业主义的合适样貌,对于思考如何深化传媒的体制改革的议题、促进传媒的进一步改革十分重要。 　　 　　一 　　 　　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约翰#8226;杜威这样评说传播:“社会不仅通过传播而存在,而且我们可以正当地说社会存在于传播之中。”杜威认为,“‘公共’、‘社区’和‘传播’这几个词之间不仅只是存在字面上的联系而已。人们凭借它们共享的东西在社区中生活;传播是他们得以拥有共同的东西的方式。他们必须共享的事物……有目标、信仰、抱负、知识,即一种共同的认识……共识需要传播。”[2] 　　不但如此。传播同样离不开社会。难以想象没有社会怎会有社会传播。因此,一个时期以来,传媒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已经成为众多社会学者和传播学者关注的热点。[3] 　　 　　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其自身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结构,但它又存在于更大的社会结构之中。按照帕森斯的社会体系论的观点,“社会指的是一种相对自足的集体,其成员可以完全居住在社会架构下,并提供足以够满足他们个人的和集体需要的东西。”[4]他以各种功能(AGIL)[5]区分出社会的四种结构或次系统,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