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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湖南文化精神 　　湖南文化精神的概括和提炼必须全面观照从古到今的湖南历史文化。一般说来，概括和提炼出的文化精神必须是在湖南历史上发生过并且至今还能影响和支配着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那种精神。我曾经概括湖南历史文化有三大个性特征、四大历史缺陷。 　　所谓三大个性特征： 　　一是湖湘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绵延传承，有一种明显的连续性，文化中的政治意识极为强烈。所谓源远流长，是说湖湘文化源自楚文化。所谓绵延传承，是说从古代到近现代，经世致用的学风一脉相承，不曾中断。从陶澍、贺长龄、魏源到曾国藩；从郭嵩焘、曾纪泽到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从黄兴、宋教仁、蔡锷到毛泽东；究其思想渊源，都可以说从王夫之那里获取过启示。并且这些获取启示的人在他们成才的道路上又相互渗透和影响，相互继承和弘扬。如左宗棠、胡林翼对陶澍推崇备至；谭嗣同对魏源礼赞有加；包括毛泽东也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湖南士人注重经世致用，故此也就造成了湖湘文化中政治意识极为强烈的现象。特别是到了近代，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可以说，近代湖湘文化各个层垒上的代表人物，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守旧的，都说得上是相应阶段上的政治活动家。被章太炎称为“辞人”、“文人”的王?运，一再否认自己是辞章之士，自谓“学人”。他的弟子杨度称他“平生帝王学”，其治学完全是有政治目的和主张的。此外还有叶德辉是人所共知、至死都不愿退出政治舞台的守旧文人。戊戌时期，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第一批招取的四十名学生中，在短短的十余年里，有大半死于国事，有重大影响的就有蔡锷、范源濂等十余人。而当时站在时务学堂对立面最先发难攻击新政的宾凤阳、杨宣霖、彭祖年等人，也都是由王先谦掌教的岳麓书院的守旧学生。 　　二是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尤为突出，激励一代又一代三湘儿女奋发图强，报效祖国。最早在湖湘大地奏响爱国主义乐章的是屈原。继为贾谊。此二人虽不是湖湘本土人士，但他们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动人事迹以及遭谗被逐的共同遭遇，却深深地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湖湘人民。在宋代，特别是南宋，许多湖湘士人还直接投身到抗金、抗元的第一线。如张?就曾经跟随他的父亲、宋代著名抗金将领张浚挥师出征。元军攻破长沙时，潭州知府兼湖南安抚使李芾殉难，岳麓书院的士子们投笔从戎，浴血奋战，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壮烈捐躯。到明末清初，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中体现在王夫之身上。王夫之早年举兵抗清，后兵败返乡，遁迹乡里，陋居山洞，誓不降清。 　　进入近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民族矛盾的急剧上升，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就更加进一步地得到发扬。 　　近代湖南士人几乎都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与使命。从曾国藩组织湘军开始，湖南人就认定“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甲午战后，维新派便认为救中国要靠湖南人！熊希龄在《时务学堂公启》中宣称：“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杨度在所作《湖南少年歌》中更是掷地有声地说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的惊人之语。 　　近代湖南士人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焕发出了一种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黄兴戎马一生，出入枪林弹雨之中，从未顾及过个人的安危。蔡锷在识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后，抱病潜往云南发动护国讨袁，“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仅仅为了表示抗议和警醒国人，湖南就有五位蹈海投江的烈士：一是陈天华，在1905年底时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在东京大森湾投海自杀；二是姚宏业，于1906年5月为抗议中国公学遭清廷种种钳制，在上海蹈黄浦江而亡；三是杨毓麟，于1911年夏间听到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消息不能自持，投英国利物浦大西洋海湾殉国；四是湘乡人彭超，为抗议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于1915年愤而投入湘江自尽；五是长沙人易白沙，为了抗议北洋军阀专权，于1921年端午节时在广东江门蹈海而死。 　　近代湖南士人为了最终达到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目的，注重把抵制外国侵略与学习西方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魏源是最早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的典范。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命题。继之有曾、左等人发起洋务运动，把魏源的主张付诸实践。湖南人不仅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也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政教制度。在这一方面，郭嵩焘与曾纪泽是先行者。湖南在戊戌时期所开展的新政运动中，维新志士提倡学习西方，都推崇魏源、郭嵩焘与曾纪泽三人。湖南新政运动中所取得的各项成果，可以看作是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最早尝试。然而当君主立宪的目的不达，也出现了为民主共和的实现而浴血奋战的实干家，如黄兴、宋教仁等。章太炎曾经有联挽黄兴云：“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不几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捍卫共和成果、护国讨袁的也是湖南人――蔡锷。当民主共和被后来的军阀政客偷梁换柱变成了一块空招牌时，此时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湖南志士又乘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