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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主义走向英国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哲学道路及其当代延展――张亮集》是我的第一本论文集。按理说，我这个年纪的青年学者是不适宜出版什么自选集的。可是，这又是单位要求的一项“规定动作”，不得不为之。所以，从一开始筹备的时候，我就没把它当做什么“殊荣”来忽悠自己，而是实事求是地把它定位为向师长和学界同行报告自己近20年来学习、研究经历的资料集。我希望通过这个集子清楚地图绘出自己从卵、幼虫、蛹而至蝴蝶的全部蜕变过程，哪怕过多地暴露了自己不够成熟、不够完美的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希望向那些以各种方式教诲、关心、帮助过我的师长们以及自己充分意识到：一晃，十七八年过去了，我这个当年的小“学徒”现在也已经“四十而不惑”了！必须向自己的“学徒”时代说再见了！ 一 1995年，我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并在“偶然相遇”中投入业师张一兵教授门下。那时候，哲学还“贫困”，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贫困”。即便如此，始终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坚持研究，其中就包括一些当时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他们不仅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还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开放的学术心态，以及重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决心。一兵师就是这一优秀群体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当时，他正在着手准备一部新的著作，力图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所提供的文献学成果基础上，运用由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孙伯?教授开创的“深层历史解读法”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哲学文本，以使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蕴尤其是革命的科学的批判方法在当代语境中自己呈现出来，从而服务于我们对身处其中的现时代的批判性认识。那时候，以一兵师为核心，以专业中的青年老师和博士、硕士研究生为主体，自发形成了一支不大的研究团队，坚持开展有规律的研讨活动。正因为如此，我才有机会和唐正东、杨建平、胡大平、仰海峰等学长、师兄一起，全程见证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回到马克思》这一非凡著作的创作过程，从而深刻领会了“深层历史解读法”――即后来广为人知的文本学方法――的世界观精神和方法论要义。对于我的“学徒”生涯来说，这段经历是极其宝贵和影响至远的。 从研究对象上讲，我的“学徒”生活起步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学习与研究。事实上，我最初的几篇学术习作都聚焦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学解读。这一方面和《回到马克思》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则和专业倡导精读经典的传统有关。按照我的体会，精读经典好比反复练习拆卸枪械，看似简单重复、毫无新意，却最有助于掌握经典和领会方法。所以，整个硕士研究生阶段，我都乐在其中地精读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进而把青年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关系这一陈旧得有点老掉牙的课题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在这篇论文中，我比较熟练地运用文本学方法重新解读了马克思1843-1844年间的相关著作，提出并初步阐明：就马克思个人思想发展历程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一个扬弃费尔巴哈隐性唯心主义的过程。今天看来，该文显然不够成熟。不过，正是在这种不成熟中，作为“学徒”的我开始走向成熟。 研究马克思哲学，黑格尔哲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撑性背景。为此，在精读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同时，我还系统地补了黑格尔哲学的课。读黑格尔哲学，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切入点。尽管传统的主导性切入点是《逻辑学》或《小逻辑》，但我还是决意从《精神现象学》人手。这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思认为《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更重要的是，基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中积累的经验，我坚信，我们应当历史地对待黑格尔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恰当的做法是从《精神现象学》出发来理解《哲学全书》，而不是相反。烧公鹅的调料也是烧母鹅的调料。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研究方法应当同样也适用于对黑格尔哲学形成史的研究。当我把文本学方法移植到《精神现象学》研究中去后，取得意料中的成功。这进一步深化了我对文本学方法的体认，同时让我对《精神现象学》产生了持久的研究兴趣。所以，在后来的“学徒”生涯中，我曾多次重访这一经典，先后就马克思和《精神现象学》、卢卡奇和《精神现象学》等论题发表了自己的研究心得。 二 做哲学的“学徒”，冷板凳自然是要坐的。为此，读硕士研究生时，我几乎天天泡在哲学系资料室里。刚开始是为了查找必要的资料，后来则是习惯成自然，很享受文献过手的快感。这种看起来有些无聊的习惯让我后来的“学徒”生涯受益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我较早形成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史意识。当然，只是在十多年后，这种学科史意识才陆续结出了果实。 进入新世纪后，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终于走出长期“困境”，迎来复兴。当时，不少学者都认识到，为了能够更好地前进，必须超越传统研究范式的束缚。可是，究竟什么是传统研究范式？它与所谓的苏联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