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茅松生物量模型研究.doc

1前言 1.1 研究的目的意义 生物量研究，是林业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生物量是一定时间，一定空间一种或数种生物有机体的总重量（干重），或者一个群落内所有生物有机体的总重量，前者是种的生物量，后者是群落的生物量( Hebert Hamson 《生态学词典》，彼得·欧文, 1962)。虽然生物量的确切定义并未统一，但其内涵则已有共识。生物量实质是绿色植物在单位面积上通过同化器官进行光合作用积累的有机质和能量。群落生物量的多少，反映了群落利用自然潜力的能力，是衡量群落生产力的重要指标，也是研究森林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基础[1]。森林生物量通常以单位面积或单位时间积累的干物质量或能量来表示。第一性(初级) 生产力是指光合作用产生的有机质总量, 第二性(次级) 生产力是指初级生产力之外的其它有机体的生产。净第一性和第二性生产力可直接用称量有机体重量的办法来测定, 即通常所谓的生物量测定[2]。而测定一个树种的生物量，对于评价该种的生产力及提高营林水平和综合利用其产品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森林资源较少的国家，且分布很不均匀，摸清森林资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对森林资源的调查进行过多次，但主要集中在木材蓄积和生长量上，全国性的生物量调查工作从未开展。致使在IBP计划期间所建立的全球生产力模型缺少中国的数据。199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国际森林资源监测大纲”中就明确规定森林生物量是森林资源监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年国内对许多生态问题的研究，由于受到生物量数据严重不足的限制，一些研究过于粗放和简单，甚至对一些问题的研究无法深入下去，严重制约了一些研究的发展[3]。因此，在我国森林资源监测体系中增加生物量监测项目势在必行，而研究并提出一套与森林资源监测体系中森林蓄积量估计相兼容的区域性森林生物量资源调查方法是当务之急。 森林生物量约占全球陆地植被生物量的90 %，是森林生态系统的最基本数量特征和森林固碳能力的重要标志，亦是评估森林碳收支的重要参数。它既表明森林的经营水平和开发利用的价值，同时又反映森林与其环境在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上的复杂关系[4]。森林生物量的大小受光合作用、呼吸作用、死亡、收获等自然和人类活动因素共同影响。因此，森林生物量的变化反映了森林的演替、人类活动、自然干扰(如:林火、病虫害等)、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等影响，是量度森林结构和功能变化的重要指标[5]。森林生物量的研究不仅为扩大森林资源利用范围提供了基本的数据，同时也为研究森林生态系统功能、森林与环境系统关系以及如何实现森林可持续发展提供基本的数据。森林生物量数据是研究许多林业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基础，因此，准确测定森林生物量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理论研究上都是十分重要的，一直为世界生态学家和林学家所重视[6]。 由于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具有功能上的多样性、形成周期的长期性、资源与环境的动态性、森林成熟的不确定性、森林植被的广域性和空间结构性, 人们对其中作用和功能的认识必须借助于一系列的数学模型和模拟模型。生物量的现代测定技术和相关的自动精准建模理论和技术, 将是森林计测和林业信息研究的重要课题。当然, 对于生态系统, 尤其是像森林这样具有复杂的结构、多种多样功能、时空动态结构和过程、环境效应滞后等特点的生态系统, 必须采用连续精准的定位监测, 进而揭示生物之间和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特别是过程规律、模型和机理[2]。 思茅松（Pinus kesiya var. langbianensis）生长快、材质好，是云南重要的森林树种之一，云南四大用材树种之一，是主要的用材和采脂树种。思茅松主要分布在云南哀牢山西坡以西的亚热带南部，即北纬24°24′以南，东经99°5′～102°30′1000—5000mm，相对湿度高达80%，但旱季前期多雾，弥补了水分的不足，所以在海拔600m的澜沧江边和1950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森林生物量研究工作主要开展于20世纪40年代，其先驱性工作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 20世纪60年代以Ebermeyer研究叶量和叶枝与土壤养分关系，以及对森林生长的影响开始，到后来的Herthy从事的林木干才生长量与叶量的关系研究等都是局限于少数树种局部地段针对某项目的独立研究。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进入高潮，主要标志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生物学计划（IBP）。这一计划以研究生物生产量为中心，实际上是在世界范围内对生物资源进行了一次大普查。1972年后又开展了人对生物圈计划（MAB），其总目标在于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并改善人类与环境关系；预测人类活动对今后全球环境的影响，其中生物产量的调查和调控研究占有重要地位。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这个阶段生物量模型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提出了许多生物量模型和估计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