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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变与不变 　　日本政治：增强与削弱 　　王新生 　　 　　安倍政权成立已经三个月，日本政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归纳起来，主要有几下几点： 　　执政党势力继续扩大。从众议院的席位来看，小泉纯一郎为安倍晋三留下一份丰厚的政治遗产，自民党与执政伙伴公明党占据2／3以上的众议院稳定多数议席。安倍掌权后为改善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做出的努力又得到日本国内普遍的支持，因而在10月22日举行的众议院补缺选举中获胜，进一步稳固了安倍政权的基础。太田昭宏当选公明党的新代表后。进一步加强了该党与自民党的关系。无论是在较大幅度改变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的相关法案》方面，还是在带有强化爱国主义内容的《教育基本法修正案》方面，公明党均给予积极的支持。两党合作，不仅轻松地否决了在野党提出的内阁不信任案和文部科学大臣问责案，而且使上述两个法案毫无悬念地通过了国会审议。 　　 　　首相权力进一步增强。为确立小泉政权延续下来的首相官邸主导决策模式。安倍上台时提出几项方针，即设立负责分析情报和讨论综合外交战略的日本版国家安保会议、设立由有识之士组成的首相直属教育改革推进会议、首相助理人数从两人增加到五人、招募高级公务员充当官邸行政人员等。其后安倍立即任命五名首相助理，分管国家安全、经济财政、教育再生、宣传及朝鲜绑架问题等。11月22日，首次召开“强化官邸有关国家安全保障机能”的会议，由安倍首相亲自担任议长，负责国家安全保障问题的首相助理小池百合子担任议长助理，其他12名成员除官房长官盐崎恭久外均为前政府高官、自卫队将领、学者及大企业领导等各界知名人士。其主要议题是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以便强化首相在外交和安全保障方面的领导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提高政府应对各种危机和紧急状态的能力。 　　在野党力量持续弱化。为对抗自民党政权，在安倍晋三2006年7月出版其《致美丽国家》一书后，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随即在同年9月出版了《小泽主义》一书，尽管也进入畅销书之列，但轰动效应远远不如1993年自民党下台时其写的《日本改造计划》。民主党的支持率不仅在10月中旬的舆论调查中比前一个月下降了4．7个百分点，仅为9．8％，与白民党的44．2％相去甚远，而且在众议院议员补缺选举中也没有获胜。与此同时，在野党步调也不一致。 　　自民党内部存在变数。12月12日，日本最新媒体民意调查显示，安倍政权支持率为48％，比上一月下降11％，自其政权成立以来支持率首次低于50％，而10月中旬时的支持率为70％。其支持率急剧下滑除与各地发生多起中小学生自杀、自民党恢复因反对邮政事业民营化而离党的国会议员的党籍、在讨论修改教育基本法时“授意提问”等事件有密切关系外，还与安倍的领导能力及其与媒体的关系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诸多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强势领导人的制度设计，小泉执政时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但谦虚有余、自信不足、讲演平淡、缺乏幽默的安倍首相显然缺乏驾驭这种制度的能力，不仅其“模糊政策”引起国民的不满，而且与媒体拉开距离的做法也难以发挥“剧场型政治”的效应。特别是轻易允许反对邮政民营化的议员重返自民党的行为既破坏了改革者的形象，也引发了党内的矛盾。正因如此，未来日本政治发生变化的因素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执政的自民党内部。 　　 　　中日关系：又见潮起 　　金熙德 　　 　　2006年初，人们普遍预料这一年中日关系将迎来“寒冬年”。果然，小泉撕破了一切面纱，孤注一掷，进行了“八一五参拜”。中日政治关系陷入了最低谷。 　　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物极必反的道理，再次在中日关系中应验。小泉的最后一拜，是在国内挨批、国外遭谴的萧瑟中完成的。经过五年多的“剧场政治”，“改革疲劳”、“参拜疲劳”症状早已在日本社会显现。9月底安倍晋三出任首相，面对的是对内人心思安、对外人心思变的现实。 　　安倍首相顺乎了潮流，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上任伊始，安倍就定下了把中国作为首站出访国的方针，为此不断向中方发出友善的信号。在9月底中日副部长级战略对话中，双方就消除小泉参拜造成的“政治障碍”达成了共识。在10月初的国会答辩中，安倍在关于历史问题的表态上实现了重大转变，表示将继承历届内阁关于反省侵略历史的承诺。 　　10月8日到9日，安倍首相成功访华，中日首脑互访中断五年、首脑会谈中断一年半的僵局被打破。从那以后的近三个月间，中日首脑再次会面，防务交流已经重启，经贸关系开始从政治升温中受益，两国舆论氛围渐有好转。 　　此潮起非彼潮起。虽然中日关系峰回路转，但不会简单地回到1972年后曾出现的“蜜月期”，而是将在螺旋式上升后的更高层次上开始新一轮的发展周期。国际环境已今非昔比，中美日正上演着充满悬念的未来版三国演义。中日国情有了巨大变化。35年前有谁能料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