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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测度和区域比较探究 　　摘 要：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的阶段，除了继续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问题，增长的质量问题亦应提上议事日程。本文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出发，建立了一个包含经济成果创造和经济成果分享两个维度，20个基础指标的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中国2001-2011年间及31个省域地区在2004-2011年间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度和评价。结果表明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质量整体得到显著改善，但区域差距依然较大，东部地区集中了经济增长质量较好的省份。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包容性增长；主成分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如果简单地看经济增长，那么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间可谓成绩斐然，迅速从一个停滞的欠发达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随着经济发展步入一个新的阶段，一味追求高增长、以GDP为纲的弊端也逐渐显现，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经济增长质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自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理念以来，国内高层也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到类似的理念，经济增长质量研究成为一大热点。经济增长质量本身是一个规范性的问题，因此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会提出不同的测度标准。 目前国内外对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界定概括起来主要存在两大类：一类观点是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增长质量（卡马耶夫，1983；刘亚建，2002；章祥荪，2008），主要将其等同于效率抑或全要素生产率。卡马耶夫（1983）较早提出经济增长质量的概念，认为要从要素利用效率而非经济增长数量的角度来考虑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刘亚建（2002）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可视为效率的同义语，以单位经济增长率所含有的剩余价值量来表征；章祥荪（2008）认为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运用Malmquist指数法对我国1979-2005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分解进行了分析；郭庆旺（2005）利用索洛残差法、隐性变量法和潜在产出法估算出我国1979-2004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表明我国经济依然是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较低。经济增长质量属于规范性价值判断，仅从效率的角度来理解显然会以偏概全，郑玉歆（2007）认为按照目前的测算方法，TFP难以全面反映生产要素的经济效果，也不能反映资源配置的状况，引发了对资本积累重要性的低估，因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另一类观点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增长质量（如Barro，R.J.，2002；刘树成，2007；钞小静，2009、2011；魏婕，2012；文建东，2012）。Barro从政治、宗教信仰、犯罪行为、贫富差距等社会因素更广泛地讨论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刘树成认为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要做到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和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这四个方面构成了又好又快发展的“好”的四个方面；钞小静、任保平（2011）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四个维度出发，构建出由28个基础指标构成的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数，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1978-2007年间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测度；文建东、李慧（2012）以县域经济为例，对东、中、西三大区域49个县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质量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落后地区首要任务依然是促进经济增长，但需注意经济结构的协调发展。 本文的研究将借鉴文建东、李慧（2012）的研究成果，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出发，建立了一个包含经济成果创造和经济成果分享两个维度，20个基础指标的指标体系，运用主分分析的方法，对中国2001-2011年间及31个省域地区2004-2011年间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度和评价。 二、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理论基础及指标体系 （一）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理论基础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不应离开“以人为本”这一基本理念，近年来兴起的包容性增长理论正是从人的全面发展出发来探讨经济增长模式的。因此，我们以包容性增长理论为基础来构建分析框架。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由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首先提出，一经提出便受到广泛关注，我国领导人也曾在亚太经合组织重大会议上发表过相关致辞。亚洲开发银行（ADB）在《战略2020》（2008）中指出，一个致力于包容性增长的发展战略包括两个互相强化的战略焦点，首先是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和扩展经济机会，然后是广泛地参与这些机会确保经济成果由社会成员共享。亚行在其《包容性增长指标框架》（2011）中构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