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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图书市场价格乱象研究和思索 　　2010年的新书“限折令”始设终撤，2012年3月，图书“限折令”再度报批，至今悬而未决。透过图书“限折令”，可以看到我国图书市场的混乱现状与定价失范，文章对我国图书市场价格的乱象及其产生原因进行了深入探析，以期对我国图书价格机制的完善提供参考。 限折令 价格战 价格规范 罗雪英，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博士生。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公众信息获取权利保障研究”（10CTQ005）阶段性成果。 2010年1月8日，由新闻出版总署有关部门主导，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共同制订的《图书公平交易规则》（下简称《规则》）正式发布，《规则》中一项重要规定就是新书“限折令”，即规定出版一年内的新书（以版权页出版时间为准）零售价格（包括网售）不得低于图书标价的8.5折。然而，《规则》出台之后便引发了一片反对声。新规矛头直指的网上书店，对于新规并没有配合的表现，当当网声明，“限折令”对当当网来说不具可操作性；卓越网上许多低于8.5折的图书依然热销；除网上书店外，一些实体书店也热衷于以新书8折、7.5折的价格进行促销；而作为图书买方的读者，对《规则》更是齐声反对，据有关媒体称，有9成以上的读者反对新书“限折令”；此外，相关专业人士还从法律角度质疑《规则》的合理性，认为《规则》有违反《反垄断法》和《价格法》的嫌疑，不具备法律效力。专家质疑，卖场消极抵抗、读者强烈反对、监管措施欠位、操作细则缺失，种种原因给《规则》的推行带来极大阻力。2010年8月，在各种压力下，《规则》被迫进行修改，有关“限折”的章节全部被删除，备受争议的“限折令”正式取消。 然而，据相关媒体报道，在2012年3月26日召开的中国出版协会相关会议上，以中国出版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3家协会联名起草制订的《关于豁免新版图书出版发行纵向协议的规定》（试行）即将提请国家发改委审批，其中又再次提出“建立科学、公正、合理的图书定价体系”“新版图书（出版12个月之内）固定销售价格”的建议。[1]当时，舆论一片哗然，媒体与业内外同仁和各大网络书店、实体书店又对图书“限折令”的再次报批充满了猜测与好奇，然而报批之后却又再无下文。笔者以为，“限折令”的出现及其引起的一系列反复只是问题的外在表现，其真正的内在矛盾在于图书的定价机制。因此，本文拟以“限折令”为入口，深入探讨当前我国图书的定价问题，以抛砖引玉，引发业内人士对当前我国图书市场价格问题更多的关注与探讨。 一、我国图书价格制度的演变与带来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图书价格管理政策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初至1988年）：国家对印张定价实行直接行政管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各出版社在图书定价方面基本按照自己的利益要求“自行其是”，这种状态引起了国家出版主管部门的关注，随后，原国家出版总署开始对图书定价实行集中行政管理，1956年文化部正式发出了《颁发全国杂志、书籍定价标准的通知》，规定把所有图书分列定价类别11类，在大类下有分类项目26项，每印张定价标准15项。这个标准的实施是我国图书统一定价的开始，也是以正文印张计算定价办法的开始。第二阶段（1988至1993年）：国家实行控制利润率定价办法。1988年6月，国家出版局提出了一份改革书刊定价的新办法，明确在坚持“保本微利”原则和分级管理的前提下，国家不再制订统一的定价标准，只控制其定价利润率。第三阶段（1993年至今）：实行自行定价方法。1993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物价局明文规定：除中小学课本由国家控制定价，党和政府的文献、法律法规文献按成本定价并报国家物价局备案外，其他图书由出版社按稿酬、纸张、印刷工价及发行册数等自行定价。 从我国图书价格管理政策演变的3个阶段可以看出，我国对图书价格的管理呈现出逐步放开的趋势，从行政管理逐步过渡到经济管理，从严格的定价计算标准过渡到控制利润率定价，再到自行定价。图书价格的放开是市场经济发展和出版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它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出版社的市场主体地位，激活了我国图书出版市场。近30年来，我国图书市场无论品种还是数量都保持平稳增长的趋势，图书市场得到了丰富，作为图书出版管理体制的一项改革措施，图书价格的放开对我国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促进作用。然而，自由定价制度在带来了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与困扰。 价格制度的放开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而产生的，虽然我国图书出版领域至目前大多已实现产业化转型，600余家出版社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特别是同类图书或替代品很多的图书之间竞争尤为激烈，但由于我国出版社所有权仍为国家所有，社外资本不能自由进入出版市场，国家对书号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