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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劳动立法的思想与实践 　　[摘要]劳动法以对劳动者权益的倾斜保护为主要目的，是国家干预劳动关系的主要手段。作为劳动者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劳动立法在历经革命年代的洗礼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初创、恢复与发展后，建立了劳动基准制度、劳动合同制度，并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未来的能够有效衡平各方利益的发展道路，实现了对劳动者诚实劳动的保护，并为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劳动法；劳动者权益；劳资关系；和谐劳动 　　[中图分类号]F24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4）09-0021-05 　　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规范。自劳动法诞生以来，如何平衡劳动关系双方的权益就成为劳动立法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作为劳动者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劳动立法也在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思考和实践着适合自身的劳动立法之路。 　　一、劳动、劳动者与劳动法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恩格斯用精准的语言道出了劳动在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劳动是通过人的有意识的、有一定目的的自身活动来调整和控制自然界，使之发生物质变换为人类的生活和自己的需要服务的活动，是对外输出劳动量或劳动价值的人类运动，是人维持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唯一手段，在人类社会千万年的发展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任何人都是劳动者。在很长的―个历史时期内，劳动者的劳动与支配劳动的权利是并存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制度推动的社会分工与交换的剧变中，原本孤立、狭小的劳动转变为由紧密的大规模分工和协作联系起来的共同劳动，谓之“劳动社会化”。劳动社会化的重要后果就是导致了劳动权与其所有权被割裂，产生了新的劳动关系，“雇佣劳动以前是一种例外和辅助办法，现在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种副业，现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职业。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 　　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初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天赋人权”、“平等”、“自由”的理念对社会、对阶级、对个人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完全不同于封建制度下人身依附关系的体制也带来了法律制度的巨大变革。在这一时期，契约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并在民法中确立了其核心地位，劳动关系也以劳动者和雇主自由、平等地签订劳动力出卖和购买的契约为标志得以确立。但是，契约自由的表面却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由于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相互剥离，劳动者相对于掌握了生产资料的企业（或者说“资本”）一方来说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企业在其逐利本性的内在动力和应对外在市场竞争压力的双重驱动下，对劳动者采取了极为残酷的剥削政策。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当时的政府对于这种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采取了容忍、默许的态度，企业也得以强迫劳动者们从事“两头见星星”的超长时间工作、不给予劳动者们解除劳动合同的自由、不接受劳动者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严禁劳动者们进行有组织的集体行动。 　　残酷的剥削不可避免地激发了劳动者们广泛的反抗，风起云涌的劳工运动严重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威。自19世纪晚期起，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认识到，劳动关系并非普通的民事关系，这一关系的建立与维持不能仅仅依靠劳资双方的自由合意，还需要国家干预，在民法体系之外重新构建劳动关系新的法律规范。经过近百年的不断完善，资本主义国家构建了一个包含劳动合同制度、劳动基准制度、劳动监察制度在内的劳动法律规范体系。新的劳动法律规范体系确立了“倾斜保护”原则“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的保护手段”，在维持劳动双方订立劳动合同时的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和修正，赋予了劳动者缔约自由（work砒will）和解约自由（termination at will），劳动合同也不再具有强制履行的效力。同时，国家干预劳动关系的职能也得到了极大的强化，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高工时制度、劳动安全卫生制度以及劳动行政监察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劳动法彻底脱离了传统民法体系的束缚，成为具有社会法性质的独立的法律部门。 　　二、工人阶级劳动立法在我国的尝试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对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十分重视。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劳动立法上进行了不懈探索与实践。 　　（一）土地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劳动立法的尝试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并规定了苏维埃政权的劳动基准制度。1928年，中共“六大”就提出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的政策主张，这对当时尚处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中国社会而言，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31年，在总结各革命根据地劳动立法实践的基础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