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日韩首部“诗话”作品的特点.docVIP

论中日韩首部“诗话”作品的特点 　　[摘 要]诗话是东方文学批评一种独有的方式，对于同处于东方文化圈中的中日韩三国来说，三国诗学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从中日韩首家“诗话”――《六一诗话》（中）、《济北诗话》（日）及《东人诗话》（朝）入手，遵循诗学批评原则，秉承着研究相近、相承的思想脉络，尊重三个民族间的诗学发展，可以发现《六一诗话》的开创性、《济北诗话》的继承性与《东人诗话》的本土化等写作特点。 　　[关键词]《六一诗话》；《济北诗话》；《东人诗话》；诗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3-0052-05 　　诗话在宋代得到繁荣发展，受益于儒家、佛教文化传播的影响，后来被东亚各国所接受，并与自身文化相结合，衍生出同宗同源，各放异彩的诗学文化，进而形成了东方诗话的独特神韵。古代韩国、日本汉文化兴盛一时，更是保存了大量文献著作，影响了其民族自身的文化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朝鲜诗话、日本诗话。这不仅是古代朝鲜、日本对中国诗学的接受与传承，更是促进了他们自身诗学文化的发展与成熟，可以说是区域性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所研究的著作，是中日韩首次以“诗话”命名的著作。 　　日本的广义诗话始于空海（774年-835年）的《文镜秘府论》，它被学界誉为“日本诗话之宗”。《文镜秘府论》分为天、地、东、西、南、北六卷，涉及汉诗的风体、声韵、诗病、格律、体势、对属等知识，恪守儒家思想，要旨在于将其发展为陶冶真言的规矩准绳。这种目的明确、实用性强的诗学启蒙著作，可以说为日本的汉诗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指引着日本的汉文化发展的方向，是日本诗学批评的开山之作，它不但广泛地传播了中国诗歌创作知识，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汉诗的发展，其意义毋庸置疑。 　　日本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著作――《济北诗话》出现在距《文镜秘府论》成书500多年后，这是日本狭义上的第一部诗话。《济北诗话》的作者虎关师炼（1278-1346年）是日本临济宗大师，不但精通佛法，还长于诗文，文采直追唐宋八大家，集禅、儒、文、史多家于一身???是日本早期的五山文学重要代表人物。《济北诗话》是虎关师炼著作《济北集》中的第十一卷，如果说《文镜秘府论》是空海对于入唐所得与自身所学相结合的综合编撰，那《济北诗话》就是虎关师炼对于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承袭。《文镜秘府论》与《济北诗话》虽同以中国诗歌为批评对象，但是虎关师炼更多地秉承着欧阳修“以资闲谈”的创作风格，以儒家文化为基准，以唐宋时期诗人诗歌为主要批评对象，将自身对于诗学、美学、语言、思想的认识融入其中，带有比较清晰的诗学批评色彩，虽有追随之意，却无造作之病，可见其汉文学底蕴之深厚。从《文镜秘府论》到《济北诗话》，体现了日本诗话自我发展的脚步，其中汉文化与日本本土文化相融相成的?}络清晰可见。 　　韩国的广义诗话始于李仁老（1152-1220年）的《破闲集》，它被韩国学者誉为“韩国诗话之冠”。《破闲集》分上、中、下三卷，共81则，所论内容广杂，李仁老将自己的诗学批评理论蕴含其中，全书论及诗文、书法、音乐、政治、历史、民俗、宗教等，涉及中国、韩国古代的诗人作品非常广泛。《破闲集?跋》云：“盖功成名遂，悬车绿野、心无外慕者，又遁迹山林、饥食困眠者，然后其‘闲’可得而全矣???然寓目于此，则‘闲’之全可得而破也。’”[1]（53）这段话很明确地解释了“破闲”之意，反映出李仁老晚年的创作心态，使得《破闲集》在创作旨归上与欧阳修的“以资闲谈”取得共鸣。 　　韩国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著作――《东人诗话》出现在距《破闲集》成书200多年后，这是韩国狭义上的第一部诗话。《东人诗话》的作者徐居正（1420-1488年）字刚仲，号四佳亭，朝鲜朝时期诗人、文学评论家，一生历事六朝，侍经筵四十五年，主文衡二十六年，掌选二十三榜，为一代斯文宗匠。《东人诗话》是徐居正晚年所著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诗歌评论集，这部书以中国传统诗话形式评论了韩国历代的许多诗人和他们的作品，并兼及中国诗人诗作，以中国儒家诗论为批评标准，开创了韩国诗学批评的先河。如果说《破闲集》是韩国诗话的启蒙之作，那《东人诗话》就是韩国诗话的典范之著，它在继承中国传统诗话形式的同时，将韩国诗人诗作作为主要批评对象，将中国诗学批评理论与自身文论观点融汇贯通，不但体现了作者本人深厚的中韩文学底蕴积累，更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与韩国汉文学相生相辅的本质联系。从《破闲集》到《东人诗话》，体现了韩国诗话的自我觉醒，文学批评视角的转变，也说明汉文化与古朝鲜文化的融合已逐步走向成熟。 　　一、《六一诗话》的开创性 　　在《六一诗话》之前，中国的诗歌批评一直是一种理论性强、文体形式严谨的批评形式，作者往往是站在一个审视者的角度，以相应的理论与标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