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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传统谚语，今之重要资源 　　它们从古代传承至今，尽管使用的人和应用的场合减少了，但其所传递的观念，以及其本身在人们心目中所具有的权威性，却并未衰落。作为民族精神的基因，它们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并在如今继续充当着社会交流与实践的重要资源，一旦遇到适合的语境，就会焕发出崭新的活力。 　　在一次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引用了谚语“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来强调中国根据自己的特色选择走社会主义法制道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种引用，在增强讲话活泼生动、亲切朴素的色彩的同时，也起到了进一步强化所讲内容权威性的作用，进而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古老谚语在当代社会所具有的活力与重要价值。 　　谚语，是一个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各个民族所创造和传承的大量谚语中，往往集中体现着该民族的精神世界。作为民众集体创造的一种口头语言艺术，谚语以富于节奏感或韵律感的语句，借助多种不同的修辞手法，来总结经验、传授知识、讲述道理，它尽管篇幅短小，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凝缩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科学知识。由于其相对定型的凝练结构及所表达的内容，通常为一个民族或群体的成员普遍认同和接受，因此，谚语在日常应用中具有不证自明的“公理”性质和作用。 　　在我国，早在先秦时期，谚语就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从结构模式和艺术手法来看都十分成熟的文体。后世谚语中普遍采用的对偶、比喻或直言其理的形式手段，在这一时期已得到普遍应用。同时，许多后世流行的谚语，这时也都已经出现，其内容广泛涉及伦理、修养、社会行为准则及一般事理等各个方面。例如： 　　“君子爱人以德”（《礼记?檀弓上》） 　　“君子周急不济富”（《论语?雍也》） 　　“君子成人之美”（《论语?颜渊》） 　　“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 　　“厚者不损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躯以要名”（《战国策?燕策》） 　　“远亲不如近邻”（《韩非子?说林上》） 　　“宁为鸡口，不为牛后”（《战国策?韩策》）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国语?周语下》）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 　　“风马牛不相及”（《左传?僖公四年》）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守微》）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顺化》） 　　“远水不救近火”（《韩非子?说林上》） 　　…… 　　其中所强调的道理和原则，不仅为当时的社会生活确立了基本的规范，而且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传统中的核心内容。由此可见，至少在先秦时期，谚语就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特殊表达形式，成为民族文化表达体系中重要的“关键词”。它既是对民族精神的总结和体现，反过来又对这种精神起着强化的作用。而作为一种成熟的文体，在后世的发展中，尽管它也会不断发生变化，但变化主要只是体现在内容的改变上，却很少再有更多艺术手段和结构形式上的增加。 　　从历代的情况看，在各种不同的社会交流实践――包括具体的实际对话及文人学者的论著――当中，谚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明显起到了丰富交流形式、强化交流效果的作用。比如，《战国策?秦策》中的这则记载，就体现了讲话人因使用谚语而增强其说话分量的情形： 　　“蔡泽如秦，说应侯范睢曰：‘语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君之功极矣。如是而不退，则商君、白起、大夫种是也……’应侯因谢病，请归相印。” 　　类似的例子在历代典籍和现当代出现的诸多民族志记录中比比皆是。谚语在中国民众生活实践中所具有的这种权威性，也曾为清末一些来华的传教士所注意和感叹：“面对那些攒动喧闹、满面愠色的中国人，只要一条恰如其分的谚语脱口而出，他们就会在刹那间鸦雀无声。”（阿尔弗雷德?利斯特） 　　近现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急剧的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在传统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口头语言艺术，也受到巨大冲击，其中许多内容开始走向衰落甚至消亡。谚语的情况也不例外。与过去相比，人们在口头交流和书面写作当中，引用谚语的状况明显减少，掌握较多谚语知识的人士，数量也有了明显下降。然而，这种现象，与其说是谚语传统的断裂，还不如说是传统之河在流淌过程中必然遭遇的漩涡――流动的速度慢了，但河流却始终不断。今天，在不少农村地区，人们仍然要借助农谚来指导农业生产，安排一年的生活。仅以2016年底刚刚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二十四节气相关的谚语为例，“清明前后，点瓜种豆”“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冬至大过年”等等内容，至今还是北方广大农村人们耳熟能详的有关一年四季生活的重要知识。而大量从古代传承至今的各种社会谚语，尽管使用的人和应用的场合减少了，但这些内容所传递的观念，以及谚语文体本身在人们心目中所具有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