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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援非：实践与经验 　　近年来，中国对外援助一直备受争议――从“冤大头”到“新殖民主义”，各种说法层出不穷。如何理解中国发展经验在受援国的适应、调整与自我创新？中国与受援国文化的交互影响，又呈现为何种形态？本文作者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从中国援非的农业示范中心出发，勾勒出了援助国发展经验与受援国本土文化的相互交融，并指出中国的对外援助并未遵循西方的一般惯例，而是充分发挥了援助专家的主动性，由此形成某种对外援助新模式的雏形。 　　中国农业研发机制在有效性和适应小农户需求方面，一直面临挑战，并在不断据以改革。当中国农业走向世界、走向非洲各国之时，其所包含的人力、资源要素、技术以及相应的机构、制度设置随之流动，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以下简称为示范中心）即是其中一类载体。身处异域他乡，示范中心在宏观上承载着为非洲各国的农业发展作出贡献的责任，微观上则展示了中国农业研发机构及其机制在非洲的适应和调整。本文以中国援助埃塞俄比亚的示范中心为案例，从示范中心专家看似即兴的行为出发，分析其背后的中国农业发展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不同的文化制度环境中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 　　农业发展目标下的共同诉求 　　埃塞俄比亚在其经济发展的战略框架中，强调吸收国际资源进入农业领域；其中一个重点是为下一代研发专业人员进行能力建设。自21世纪初开始，埃塞俄比亚便利用外部的师资和专家来支持农业技术职业培训学校，因为“中级技术工人的能力建设是促进生产率提高、刺激经济竞争力以及帮助人们脱离贫困的重要因素”，[1]而农业正是中国援非的战略重点。[2]2012年7月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援建更多示范中心，进一步加强技术培训和示范推广，帮助非洲国家提高粮食生产、加工、储运和销售能力。[3]中国对农业技术与粮食安全的重视，以及非洲国家发展农业的需求，使得示范中心的项目成为中国与非洲一些国家共同期盼的项目。 　　中国政府在非洲各国援建农业试验农场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4]是示范中心实施方案的重要参照，主要表现在示范中心的执行机构的选择上。首先，中国政府将示范中心的建造与实施，更多地交付给企业，期望企业盈利的动机能促成示范中心的长期存在，继而让中国政府从不断重复的“救援”行动中摆脱出来；[5]其次，考虑到农业生产在地理分布上的不同特点，对示范中心的执行单位招标则对应全国范围内的不同省区，从东北的吉林到西北的甘肃，以及西南的重庆、广西，中部的河南、湖南，南方的海南，东部的江苏等，非正式地将这种考虑称为“以省包国”。经过两年建设期、三年技术合作运营期，多数示范中心的工作成效得到合作国的认同，正在逐渐过渡到三至七年的可持续发展期，并以多种形式继续运行。 　　正如Buckley在塞内加尔的研究发现，中国农业管理方式在非洲的运用中，个人的即兴创作，往往会导向未曾预期的项目结果，从而使小农户受益。[6]也有研究表明，中国在对外援助中，倾向于避免宏大叙事，抑或是某些标准化的解决方案；同时愈加注重援助的实际对象和实际成效，藉由回应合作国的特别要求，展示自己的发展经验，而不是某种既有的、规范化的援助模式，[7]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属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对发展援助的规范。 　　个体行为的表达及调适 　　埃塞俄比亚的示范中心坐落在距离首都亚的斯亚贝巴85公里的京奇镇，占地52.36公顷。中心生产示范所收获的农产品大多数卖到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农贸市场，部分销售给首都附近的中餐馆或中国公司。该示范中心的承担机构是广西八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桂公司），具体工作是由14名农业方面的专家负责，其中只有四名来自八桂公司，包括一名翻译、一名八桂示范园的园艺专家，一名外聘为经理的园艺专家（负责海外项目管理），以及一名行政事务人员；其他派驻专家则来自广西农业系统的不同部门，包括各农业职能部门以及农业科研院校、农业科研部门以及乡镇推广部门。 　　除了翻译之外，这些专家或多或少都有在中国农业推广系统的工作经验，或者海外工作的经历，如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冈比亚；同时都在农业部门中，从事项目管理或者技术培训、推广的具体工作，有的拥有近20年的育种和制种经验；有的在县农机站工作了几十年，进行农业机械维护，并常年被评为优秀专家。示范中心的专家们，其工作路径受到他们在中国农业推广体系中工作经历的影响。在非洲，多数的农业援助工作都需要摸索，这些专家的工作经验成为很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参考。个人既有的知识，直接影响到机构在新环境中的自我调适和运行模式。[8] 　　其中技术合作期的第二位主任（以下简称新主任）即是典型例证。这位主任是在合作开始一年后到任，他曾在中国负责双边或多边（如粮农组织）机构在中国的援助项目，还曾经作为外派的援助项目官员驻柬埔寨。在广西农业厅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