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私有者群体的出现和维权.docVIP

房产私有者群体的出现和维权 刘艳梅 提要：本文以四个新型小区业主群体的维权分析为个案，结合相关文献资料，比较分析了单位制下传统小区和市场经济下新型小区的不同特点，揭示了随着经济发展而日益壮大的房产私有者群体，由于利益主体地位的获得，产生了维护自身权益、保护财产不受侵犯的要求。并具体分析了业主群体与政府部门的谈判，从而促使其做出有利于业主群体的决策改变，以及业主群体拓展利益表达途径的冲动。文章还从政府部门的角度分析了业主维权运动。通过对业主维权的分析，文章得出结论：在政府部门不断提供新的民主空间的条件下，房产私有者群体的出现和维权行动推动了城市民主进程。 关键词：业主群体 房产私有者群体 维权 民主 问题的提出和相关文献回顾 2006年2月16日，《羊城晚报》报道了一则“番禺区某小区有人上门施暴一名业主遭打重伤网民2·15事件同几年前直接导致取消收容制度的孙志刚事件相提并论，称其为公民维权的里程碑事件。最高，而且“从目前趋势看，未来有可能参与都市集体行动的精英群体，最有可能的是房产主（业主委员会），或专业团体之类的少数派精英”。 业主维权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是房地产市场的不规范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备，致使侵害业主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镇住房体制改革创造了一个业主维权的新空间。1949年以后，中国城市的住宅一直是采取与工作单位直接挂钩的分配制度（夏建中，2005），除了原有少数私宅，城市居民的住宅都是单位分配的，单位拥有住房产权，而居民只是租住者，象征性的缴纳一点租金和物业管理费（有的单位甚至免收物业管理费），住房的维修、物业管理等都是由单位负责的，因为单位才是房屋的所有权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住房体制逐步从单位分房向住宅的商品化、社会化、市场化转变，已经基本完成住房货币化改革，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第五次人口普查，2002），城镇居民中私有产权住房的比例达45.2%，近几年房地产业迅猛发展，这个比例应该有所提高。夏建中（夏建中，2005）指出“这一改革对于中国社会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由此第一次产生了1949年后的不动产私有者群体”。这个房产私有者群体的出现会产生什么样的利益诉求？他们是如何表达自身权益的？他们的行为能否影响政府部门的决策？他们是否有拓展利益表达途径的冲动？本文将通过对业主群体维权行为的分析，探讨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下，房产私有者群体的出现和维权与民主政治的关系。 二、相关文献的回顾 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如何？经济发展会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吗？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利普塞特，1993[1960]：33-46 ；林德布洛姆，1992[1977]：236-245；亨廷顿，1998：68-83；利普塞特、宋庆仁、托里斯，1994），但经济因素对民主化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或者说不是民主发展的充分条件。但许多学者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发现，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并不像利普塞特最初描述的那样是线性相关（杰克曼，奥唐奈，参看利普塞特、宋庆仁、托里斯，1994），并不是所有在经济上取得巨大发展的国家都走上了民主政治的道路，所以利普塞特在1994年的时候对其早期“经济发展和民主的线性相关模型”做了修正，提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有长期的正相关，尽管在中间阶段可能存在负相关”。 经济发展还必然会带来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中间阶层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上，Rueschemeyer等指出（Rueschemeyer，Evelyne Stephens and John D.Stephens，参看Benjamin Read，2003）中间阶层是反民主的，具有不确定的双重性。而亨廷顿（亨廷顿，1998：76-77）相对要乐观一些，他认为“第三波民主化运动不是由地主、农民或产业工人（除了波兰）来领导的。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是来自城市中产阶级。”米尔斯（米尔斯，1987：366）却持“政治中立”的观点，认为中间阶层根本就不能发挥政治作用。对于中间阶层在中国的政治作用，国内学者（李强，1993；李培林，1995；陆学艺，2002；李培林、李强、孙立平，2004）大都持“稳定器”的观点，认为中间阶层具有能够维持社会稳定、政治保守、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缓和阶层矛盾，但也有学者（张伟，2005：403-422）对“稳定器”一说也提出了质疑，认为中间阶层的发展充满了变数。因此不少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Ole Bruun, David Goodman, Richard Robison and David Goodman, Margaret Pearson, Dorothy Solinger, Kellee Tsai, Jon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