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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系统论文：反洗钱大额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反洗钱大额可疑交易报告制度作为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的核心内容，其履行情况好坏直接关系到反洗钱工作的质量和成效。最近，我们结合基层反洗钱工作实践开展了一次专题调研，发现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大额可疑交易制度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机构岗位设置不合理，部门有效履职难 一是反洗钱职责归口管理不合理。以某市为例，全市9家银行业机构反洗钱职能归属情况千差万别(证券、保险机构反洗钱工作刚启动，反洗钱内设机构还不健全)。其中，农发行、农信社反洗钱职能归属在会计财务部门，工行、中行、建行归属在风险合规部，农行则归属在保卫部。由于大多数机构反洗钱职能归属与相应部门的具体工作关联度较低，造成协调反洗钱工作的难度大、履行职责难。 二是一线岗位履行反洗钱职责难到位。据调查，银行业机构一线网点临柜人员一般要兼职反洗钱工作，主要承担提供大额可疑李易线索的职责，业务主管则要兼反洗钱报告员的角色，很难确保履行反洗钱职责到位。目前银行业机构一线网点基本实行柜员制，每个营业员(半个工作日)人均办理业务少则几十笔，多则上百笔，平均5分钟就要办理一笔业务，根本没有多余时间进行可疑交易的分析、识别，及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的登记。另外，在反洗钱可疑交易监测中，对“大量”、“频繁’，、“累计”、“近期”、“连续”等交易信息的识别，需要工作具有连贯性，但银行业机构一线网点人员基本实行半天工作制，这种工作特点或岗位设置，很容易造成可疑交易信息漏计、漏报。 (二)可疑交易标准还不够完善，识别标准执行难 一是部分可疑交易标准虽然“简单”，却不易操作。不少金融机构反映，部分可疑交易标准不易操作。如:《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十一条第五款“与来自于贩毒、走私、恐怖活动、赌博严重地区或者避税型离岸金融中心……”、第十二条第五款“与洗钱高风险国家和地区有业务联系”、第十三条第十五款“与洗钱高风险国家和地区有业务联系的”等规定中的“地区”或“中心”不明确，在实际报告时无所适从。 二是部分可疑交易标准未充分考虑证券市场的特征。一些证券机构反映，《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证券业可疑交易报告标准，仍主要停留在对客户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监测的简单层面上，未充分考虑证券业在证券发行、证券上市、证券评估、证券交易、证券交割、让利分红等环节可能存在的洗钱“风险点”，在当前股市资金实行银证转账，客户保证金流出流入股市实际由银行监控的情况下，明显呈现证券业反洗钱工作与银行业反洗钱工作的同质化，对股市可疑交易资金的监测分析容易流于形式。《办法》第十二条第四款、第六款将“长期闲置的账户原因不明地突然启用，并在短期内发生大量证券交易”、“开户后短期内大量买卖证券，然后迅速销户’，列为可疑交易标准。在股市上涨期，上述两种现象大量存在，将此交易列为可疑交易，既大量增加证券营业机构无价值的可疑交易报告量，也增加反洗钱监测信息中心分析、处理信息的工作量。 三是部分可疑交易标准未考虑新型业务的特点。随着金融创新力度的加大，新型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如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银证产品、银保产品等，这些金融产品有别于传统金融产品的新特点，如资金形态的虚拟性、交易行为的隐蔽性、交易速度的快捷性、业务办理的无纸化、产品特征的模糊性等，但《办法》仍缺乏针对这些金融新型产品设计可疑交易识别标准，如何识别新型金融产品的可疑交易是基层反洗钱工作的一个难点。 (三)交易监测方式不完备，电子业务监测难 传统支付结算业务，客户会到银行柜台上填写相关票证并签章确认，一笔支付交易至少要经过经办*授权一审查三个环节才能办理，频繁、累计发生的大额、可疑交易容易被察觉。随着网上银行等一些电子交易业务品种的迅速发展，交易行为的方便、快捷、可靠，尤其是客户身份的隐蔽性，电子结算交易业务品种往往很容易成为洗钱犯罪的便捷通道。例如，通过网上银行办理支付业务，只要在账户余额不透支的情况下，客户通过互联网可以随意自主地汇划资金，办理业务的银行没有注明资金用途、客户签名的原始单证，只有业务流水账和分户账，金融机构很难对交易金额、频率、流向、性质进行实时监控和分析识别。但是，当前金融机构反洗钱监测仍然主要停留在手工采集、人工识别的阶段，仍然将发现可疑交易的重点放在传统柜台业务上，侧重于大额现金存取、资金汇划等业务，忽视对网上银行等一些电子交易业务的跟踪分析和识别，这种做法在现代化支付体系和银行会计集中核算模式、银行支付交易数量成几何倍数递增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保证反洗钱可疑信息收集完整和准确，难以应对电子金融业务的发展，极易造成对可疑交易的漏报和分析的失效。 (四)信息报送制度不规范，信息报送质量提高难 一是判别尺度不统一。调查显示，各金融机构对可疑交易报告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