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西博物馆藏廿三年东阳上库铭文戈简述.docVIP

皖西博物馆藏廿三年东阳上库铭文戈简述 　　2014年7月，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将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双龙机床厂墓群发掘出土的部分文物拨交皖西博物馆收藏，其中包括一件铸铭铜戈。这件编号LDSM687：002的青铜戈出土于该墓群687号墓，详细资料公布在《安徽六安城东墓地――双龙机床厂墓群发掘报告》。687号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具、葬式不详，仅出土两件青铜随葬品[1]。由于发掘资料有限，报告未将该墓纳入分期年代研究。而这件纪年铭文铜戈为我们推断墓葬年代上限提供了新线索。 　　LDSM687：002青铜戈，内最长9.0cm，最短8.2cm，内宽3.0cm，援长13.7cm，胡长8.3cm，下阑长7.6cm；通长22.5cm，高11.2cm。柳叶尖状锋，狭援弧曲上扬，窄长胡；阑部加宽，上有三个长方形穿，后侧中上段留空，下部形成齿突；长直内略上翘，三边出刃，中部偏前有一锥形穿，后部铸铭文“廿三年东阳上库工??□冶□”。铭文自右向左排成三列，方向与阑垂直（见图1～图3）。这种被认为是战国中晚期最常见的“狭援刃内”戈，在六安本地却鲜见出土。其铭辞和形制上的一些特点明显有别于我馆及六安各县收藏的同时期的同类器物。 　　战国时期，六安全境属楚，考古学文化面貌亦以楚文化风格为主，包括兵器在内的青铜器“表现出和两湖地区楚文化相同的面貌”[2]。这一时期的楚国铜器“作铭者不多，一般为周邻小国或部族之名，基本不见带纪年铭文者”[3]。而兵器铭辞“多见‘某某（器主名）之（用）某（器名）’或‘某某之造某（器名）’格式”[4]，仍以“物勒主名”为主。中晚期少量楚国兵器上出现了以事纪年铭文，虽为“物勒工名”，但并未形成类似此戈的“×年×地×库工师×冶×”的格式。就铭辞而言，我馆这件铜戈与当时本地主流文化无关，“这一套铭刻体例与职官制度应是三晋所特有的”[5]。另一方面，由于六安出土的绝大多数战国素面无铭戈与中原铜戈在器形上并无明显差别，因而此戈形制中的一些细节一直没能引起我们的重视，阑后侧下部的齿突一度被当作阑部破损的残留。而仔细观察后发现，尽管齿突与内之间存在类似范线的凸起，但只在上段近内处较为清晰，中后段则明显经过打磨，局部已被锈层平滑覆盖。这种刻意制作的齿突不见于楚文化区的东周铜戈，而在秦及三晋铜戈中都曾出现。苏辉先生根据齿突下缘的位置将其分为两式：Ⅰ式下缘与阑底持平，Ⅱ式下缘与胡底持平。LDSM687：002即属于前者。虽然苏先生认为将齿突视为三晋兵器中魏器的判定标准需要谨慎，但他就现存材料所做的分析显示，Ⅱ式三晋铜戈全部属于魏国，Ⅰ式三晋铜戈仅个别属韩国，多数仍为魏国兵器[6]。而在吴良宝先生归纳的几种三晋兵器断代手段或标准中，阑部加宽，穿在阑上是战国中期铜戈的特点之一，并且“?之相关形制的兵器，无不相合”[7]。相较而言，我馆这件铜戈为战国中期魏器的可能性较大。 　　此戈的十二字铭文铸造清晰，布局规整，每列四字，字形长方匀称，笔画圆转、细劲，近为小篆。前两列文字识读相对简单，末列第二、四字尚无法确认对应的今字，存有疑义。这两字均为左右结构，第二字左部为“立”，右部为“谷”，可写作“”；第四字左部为“”，右部从“戈”，因而也有人认为它是器物自名。三晋兵器铭文中辞末有自名者仅见于韩国[8]，但连接这种自名的动词多为“造”字，而非“冶”字。依照三晋兵器铭辞惯例，“工师”和“冶”后的文字当为人名，也就是说末列第二、第四字分别是此戈的主造者和铸造者之名。这列的首字“??”即“师”，一般以“工??”两字合文的形式出现，较少单独书写。“工”“??”二字不作合文，也意味着器物年代偏早，基本不会在战国晚期。第三字“冶”在三晋兵器铭文中写法多样，是判定三晋兵器国属的重要依据。参照《三晋纪年兵器“冶”字表》[9]，此处“冶”字写法不见于赵国，而韩、魏两国皆有。由于戈铭记载的“工师+冶”的二级监造制度从未出现在韩国兵器铭文中，同时又不同于赵国“令+工师”的二级制，从而进一步证实这件铜戈确为一件魏国兵器。 　　战国时，魏国君主在位时间普遍较长，超过23年的就有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魏襄王以及魏安厘王五位。铭文中的纪年“廿三年”具体对应哪位国君，结合已有的研究结果，并不难推断。黄盛璋先生认为“铭刻不过是制度的反映，并且应落后于制度实施之后若干时候。把它刻在兵器上成为定制，显然是作为一种法制措施，这种制度的改革应始于三晋的李悝相魏文侯时，那么这种铭刻作为一种法治出现，就不能早于魏文侯后期”[10]。魏文侯任命李悝为相，开始变法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22年，即魏文侯二十五年，故而此戈不可能铸于魏文侯时期。同其他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三晋兵器生产的制度和组织逐渐由简单趋于繁复、由松散臻于严密，与之相应的“物勒工名”与铭文制度也经历了逐步完善的过程。“魏武侯时期仍处在兵器辞铭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