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的“新增长理论”：一个批判性的回顾.doc

2005年中国经济学年会征文。对增长理论密集研究的结果甚至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重心由对商业周期的短期波动的研究转到了长期经济增长。这种趋势也体现在一些流行的、具有代表性的本科层次和研究生层次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内容编排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增长理论在教科书里所占据的仅仅是边缘位置，而如今却已占据了核心地位。有些研究生层次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甚至将三分之一的篇幅分配给经济增长理论，并且有多本专门的教科书集中讨论经济增长理论。三个方面的因素促成了经济增长理论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中地位的上升。 首先，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一些国家贫穷？例如，在2000年，美国的人均GDP按1995年的不变价计算是32500美元，而生活水平在许多其他的国家却低得多：墨西哥是9000美元，中国是4000美元，印度是2500美元，而尼日利亚是1000美元，不到美国人均GDP的三十分之一。为什么一些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增长得非常快而一些国家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增长得非常缓慢？例如，OECD国家的人均年增长率由1820年到1900年的1.2个百分点上升到1900年到1990年的2.0个百分点；而非OECD国家的人均年增长率仅由1820年到1900年的0.4个百分点略微上升到1900年到1990年的0.6个百分点。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言的收入水平的趋同并不存在。这些是经济学中最重要和难以回答的问题。正如Lucas（1988：5）所说的那样：“在这类问题中所涉及的人类福利是如此惊人：一旦你开始思考这类问题，就很难再思考任何其他问题。”至少从近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斯密（1776）的《国富论》开始，经济增长问题就是经济学的两大核心问题之一，另一个是在给定的竞争性资源使用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源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并且市场的范围决定分工的水平。古典经济学家，如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其主要关心的便是经济增长问题，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对经济增长的前景显然没有斯密乐观。土地的边际报酬递减或者人口再生产的速度超过食品生产的速度将阻碍经济的进步。 其次，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理论方面，增长理论家们越来越对新古典模型对长期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解释感到不满，尤其是对该模型中导致人均收入增长的技术进步被简单地假定为外生的。实际上，新古典增长理论没有对长期增长做出解释。因此，在80年代初期，在增长经济学家中间经过一段少有的“古典情景”之后，许多人意识到在经济增长领域的研究获得巨大回报的可能性，以及在经济增长研究领域中变化的可能性。在1982年，Solow写道： “我相信有迹象显示(增长理论）正在按计划的方式活跃起来，至少以其熟悉的形式。任何这些日子在经济理论界工作的人都从骨子里知道经济增长理论对于有追求的理论家而言是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一个好的想法可以改变任何学科。” 最后，从经验方面，东亚国家的增长奇迹和南撒哈拉非洲国家增长灾难的并存，以及自1970年开始的发达国家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放缓都要求有合理与恰当的解释。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言的富国和穷国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的趋同违背了经验事实，新古典增长理论对经验事实似乎缺乏足够的解释力。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距离在明显地扩大。 正如本文题目所示，文章旨在评判性地评估新古典的新增长模型。它们有哪些主要的成就、不足以及可能的未来研究方向？由于增长文献极为浩瀚，因此对于文献的任何评价都必定是部分的和不完备的，本文亦不例外。在文章的标题中，新增长模型被定义为新古典的。这并非是由于新增长理论两个主要人物Romer 和Lucas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缘故，而是大多数新增长模型以新古典的方法论为特征。首先，新增长模型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移动均衡分析。在这个方面，新增长理论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首要例子，其将经济描述为一个移动均衡的过程（Rosen，1997）。其次，新增长模型关注的是，在一个动态经济中，在充分已知的或设定的禀赋、技术和偏好的条件下的均衡的确定。均衡通常是代表性代理人最优化行为的结果并且所有代理人的行为在均衡中相互协调。最后，新增长模型利用以全知全能的计划者的最优化的结果所代表的帕累托最优作为评价各种经济均衡的福利特征的标准。上述三个特征将新增长模型和建立在演化经济学或经济增长的历史研究的增长模型区别开来。 笔者认为，新增长理论通过对技术的本质及其产生机制的探索以及将各种市场的不完美性引入增长模型，对经济增长过程提供了许多深刻的见解。由于微观经济的不完美必然导致的总量水平上的次优的结果，这样制度和政策对长期增长而言就显得非常重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是有利的。然而，由于没有恰当地考虑到总需求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供给导向的新增长模型仍然不能够有效地解释新的增长事实，比如东亚奇迹。本文的思路为：第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