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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教育电影的断想 　　“Oh Captain, My Captain!” 　　伴随《死亡诗社》片尾的音乐铿锵,学生们继托德而起,一个又一个地站在桌上,高诵象征自由与解放的诗句,向“船长”致敬。 　　这种感觉,似曾相识。不禁想到近年两部颇有反响的艺术教育电影:2003年的美国影片《蒙娜丽莎的微笑》和2004年法国恺撒奖获奖影片《放牛班的春天》。如将它们与《死亡诗社》一起参看,极易得出三者类型化的一面:颇为相似的情节发展、人物塑造、主题表现……而最挥之不去的印象是,在谢幕之后,我们总能看到一个艺术教育家从影片中一路走来,但又始终孤独。 　　 　　一、 启蒙者被放逐 　　跟随这孤独身影,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他/她”的发展轨迹。 　　三个故事都发生于制度森严的封闭式寄宿老校:《死亡诗社》,1959年的威尔顿预备学院;《蒙娜丽莎的微笑》,1953年的卫斯理女子学院――被誉为“没有男子的常青藤”;《放牛班的春天》,1949年法国乡村的“水池之底”教养院。影片为艺术教育家的出场做足准备,初来乍到,便带他/她见识了学校的历史与制度:《死亡诗社》和《蒙娜丽莎的微笑》在影片伊始分别安排基丁、凯瑟琳参加新学期开学典礼的情节。师生相见,开学仪式是最习以为常的时机和场合、最自然不过的开端。因此,影片也往往在一开始就将艺术教育家推至公众兴趣的焦点。威灵顿学院的开学典礼庄严如宗教仪式,郑重申明百年老校的“四大理念”――“传统、荣誉、纪律 、卓越”;卫斯理学院的大门被自信、优秀的女生代表叩响,她朗声道“我是所有的女性”,“以勤勉唤醒我灵魂,将生命奉献给知识”。(事实上,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和象征性文本的丰富,影片自身逐渐对此形成反讽:女子联谊会叫做“亚当的肋骨”,而凯瑟琳也渐渐发觉这只不过是一所“以大学为名的女子进修学校”,不培养女性领导者,而为“未来的领导者”培养“他们的妻子”。)《放牛班的春天》中,“池塘之底”教养院,收留所谓“有问题的孩子”,自然没有精英教育的名校排场。但影片通过安排“神父眼睛受伤、校长紧急集合,寻找并严惩肇事者”这一系列尖锐冲突,迅速将教育者推至学生面前、将学校呈现在教育者面前。 　　作为艺术教育的双方:艺术教育家――常以格格不入的形象闯入我们视野。在这三部影片中,他们无一例外地以“代课老师”的特殊身份出现,从开始就带着不稳定、临时性的因素,同时也暗示其暂时性,自始至终隐藏着始料未及的变数。受教育者――学生,对老师的态度总要经历好奇打探、抵触为难、产生兴趣直至敬仰追随的起起伏伏。他们在权威话语下貌似服从,内心反叛。教育之初,新老师难免遇到阻力,而很快就以其特立独行的启蒙方式、热情关切的人文精神受到尊重爱戴。最终,当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遭到棒打,有人放弃,有人沉默,有人依然平庸,用基丁所引的诗来形容,就是“在死去之时,发现我从来没有生活过”。 　　艺术教育的内容与手段,在此类电影中一是推动叙事的线索,一是连接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介质。基丁、凯瑟琳和马修在解释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时,无一不郑重地说――“我只不过教学生以一个全新的视角看问题”。传统教育以显性、公共、既成的标准衡量学生价值,最终结果必定是表面整齐划一,实则良莠不齐,也必定会出现托德那样始终生活在压力中以致失语的孩子。“新的视角”,就是回归内心,让一切从“心”出发。生命生来不是为了符合标准,标准应是让真实生命获得真正的价值衡量。为此,基丁撕掉序言,让学生每人写一首自己的诗;凯瑟琳抛开大纲,让学生画属于自己的向日葵;马修组织合唱团,让孩子们开口唱自己拿手的歌,并以他们的音色特征分部演唱。这所有举动,都在鼓励孩子们大胆张口,任真声自胸臆流出。 　　影片往往以艺术教育者被放逐的命运作结。星火可有燎原之势,作为“权威”“纪律”代言人的校方察觉之后,将可能出现的思想革命扼杀襁褓的最好办法,就是放逐“始作俑者”。基丁以导致尼尔自杀悲剧的罪名离开,凯瑟琳理想破灭后递交辞呈,马修因玩忽职守被辞退。似乎无一不是悲剧。 　　不过,我们愿意一遍遍重温这些电影,并非不介意结局的可预测性,而在于它们无比配合我们内心的期待。就像历史上发生的那样,总会有追随者,希望总会延续。学生们站在桌上向“船长”致敬,托德身形挺立如烛光,摇曳生辉;女孩们骑车追赶凯瑟琳离去的汽车,贝蒂泪流满面,伸手与车内老师相握;孩子们唱着老师写给他们的歌,从窗口飞出一个个写满祝福的纸飞机,佩皮诺偷偷跑出教养院并追随马修离去。我们如此深信前途的光明,虽然只是留待明日。希望实现的可能发生在镜头之外,电影只是展现了希望实现前的艰巨过程。 　　 　　 　　二、 替罪羊? 　　“不公平!”总会有人悲愤地摇头叹道。艺术教育家,他促成了人性和理性的觉醒,却要自始至终承受孤独:启蒙之初的不为人所理解,启蒙之时所受的联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