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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中央大学的三种藏书票 　　国立中央大学的三种藏书票 　　 　　国立中央大学最早可以追溯到1902年建立的三江师范学堂。三江师范学堂历经多次更迭，先后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等等，1928年4月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下设理、工、医、农、文、法、教育七个学院，学科设置之全和学校规模之大为当时全国各高等学校之冠。1949年建国后经一系列重组、合并、调整，形成了现在的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2002年这几所大学共同迎来了江苏高校百年联合庆典，它们经历了废科举、办学堂、兴学校，堪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我收藏有国立中央大学使用过的三种藏书票。第一种藏书票出现时间比较早，大概是在1928年立名国立中央大学时开始所用的。是一幅蓝、红两色油墨套印的写意风格的中国画，画面由远山、旭日和六朝古松组成，左下角钤一方朱红篆书的中央大学图书馆印章，不知这幅画和印章出自何人之手。这六朝松实为桧柏，高9．58米，围2．65米，古劲苍虬，相传为六朝遗物，故得名。它矗立在现东南大学校园西北隅的梅庵之旁，主干笔挺，外皮斑驳，像一个历经沧桑、饱经忧患的老者，又像一个傲骨铮铮的勇士。它见证了南京这座六朝古都的千年风雨，是南京城的“活文物”。第二枚藏书票出现的时间稍晚，与第一种图案大体相仿，只是少了红色印章，尺寸缩小了约一半，另外增加了一些图书馆编目方面的信息，上方多了一行文字“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这枚藏书票使用时间较长，似比较多见一些。2002年东南大学出版社的六朝松随笔文库即采用了这两种藏书票的图案作为这套丛书的封面和封底。 　　特别值得高兴的是今年我收藏到―枚抗日战争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的藏书票。藏书票上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为民族英雄岳飞传世手书，表达了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人民誓要夺回被日寇侵占的东三省的坚定决心。上海龙华寺塔代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又称上海事变)，中国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本进攻。卢沟桥的石狮则象征着1937年“七七事变”，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端。这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三个重大历史事件。据此可以推断此枚藏书票应该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的抗战期间所使用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后资金短缺，办学条件异常艰苦。校长罗家伦曾以“经费拮据，无法维持”为由提出辞职，所以这批进口图书的数量不会很多。小小的一枚藏书票也可以是历史的见证。这第三种国立中央大学藏书票由于它的特殊性，可当得上“珍稀”二字了。一所大学使用三种藏书票是不多见的，而能将这三种藏书票收齐，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恰逢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特撰此文以纪念。 　　 　　李治的藏书票 　　 　　这个与唐高宗同名的李治是一位英国人，全名William Sheldon Ridge(1875―1946)，李治是他的中文名。二个世纪初来华，最初任上海华童公学(DUbliC school forChinese)首任校长。该校是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沪开办的最早的华人子弟学校。1945年，为纪念抗日英雄谢晋元将军而更名为“晋元中学”。历史上胡适、李怀霜、余槐青、郑逸梅等名人都曾在该校任教。李治不久即辞去华童公学校长职位，进入新闻界为上海《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记者。这是近代上海最早的英文报纸，初名《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创刊于1850年8月3日(清道光三千年六月二十六日)，为周报。1864年6月(清同治三年四月)更名并改为日报，1951年3月31日停刊，出版时间长达101年，是在中国发行时间最长、最有影响的外文报纸，有中国的“泰晤士报”之誉称。李治在民国成立以后，曾担任接受袁世凯津贴的《中国公论西报》(TheNational RevieN)主笔。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廿一条，李氏因在报上发表反对日本政府的文章而被控告。1917年他来到北京，任外报通讯员。嗣后历任英文《北京日报》、《东方时报》(TheFar-Eastern Times)总主笔。1932-1937年任英文《北平时事日报》(ThePeiping Chronicle)总主笔兼社长。1938―1941年任燕京大学西语系讲师。1946年死于北京。编有《中国新地图索引》(An Index to the New Map ofChina)及一些中外关系的小册子。他是一位资深的报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四十多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李治的藏书票设计相当精致，内容十分丰富，显然是经过一番精心构思之作。上方的两个图案分别是伦敦的英国议会大厦和象征苏格兰的狮子，下方是中国皇室的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