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在电影中的视听修辞美学价值初探研究.pdfVIP

方言在电影中的视听 修辞美学价值初探 戴岭路宝君 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当前的电影创作中，电影对白中大量 方言的运用，逐渐开始成为很多优秀导演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电影修辞 手段，成为电影叙事中独具特色、别具一格的创作元素，并成为当前一种 值得注意和研究探讨的电影现象。这一点不论是在艺术类型的影片还是在 商业片中，都引起热切的关注。比如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在影片《秋菊打 官司》、《有话好好说》和《千里走单骑》中，陈凯歌在十分钟电影《百 花深处》中，李少红在《红粉》中，王家卫在《花样年华》中，侯孝贤 在《海上花》中，关锦鹏在《阮玲玉》中，姜文在《鬼子来了》中，陆 川在《寻枪》中以及青年导演贾樟柯在获得票房大热的低成本故事片 《疯狂的石头》中，都凸显了听觉语言与视觉语言和谐一致的地域特色。 更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仪在电影银幕上，而且在电视荧屏和其他艺术形式 方面，方言也同样受到了青睐。 方言的修辞运用及方言与普通话的对照使得民间个体的言说与官方标 准意识形态语言之间形成了一种含义复杂而深刻的隐喻。而对于商业性的 电影来说，一些特定地区的方言的使用，因其内在的戏剧性和冲突，有着 鲜明的娱乐大众的功效。而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流行文化的传播，某种 方言的流行，又往往意味着地域性的文化向全国范围的文化传播和渗透， 其背后往往折射并伴随着复杂的经济变化。 然而，对于电影分析而言，方言修辞的意义和作用还不止于此。方言 不仅意味着提高电影文本(文本可以看作是符号的集合)中内在的独到 484／修辞学论文集 的修辞审美价值，而且还为电影文本增强外在的艺术品位提供了可能，从 而使人们通过对方言修辞的研究，来认识观众与影片的复杂关系，了解观 众观影的心理机制以及对人类内在精神世界的活动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 解。 一 语言与言说：普通话与方言的修辞隐喻 要想准确地理解方言在电影中复杂丰富然而又显得暧昧含混的意义和 作用，必须首先将方言与它的对应参照物——普通话进行比较。对二者之 间差异性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方言作为一个独特的符号系统 背后所隐藏的修辞蕴涵。 方言是中国多元化地域文化的承载者，是中国民间思想最朴素的表现 形式，也是含义最丰富最深刻的语态。然而，由于方言之间的差异性严重 影响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和发展。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开始运用 行政力量进行语言规划，大力推行和普及普通话。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的 共同语，也是国家通用语言。 普通话是由国家意志通过行政力量确立，并通过宪法予以保障和推广 的，这使得普通话获得了官方语言的地位。作为标准语言，普通话以其假 定具有的优势，其内在规则成为全民所遵奉的正误标准。相对于普通话这 样一种规范统一的社会制度，普通话意味着是一种有着明确规范标准的语 言(1anguage)，而方言则往往意味着个人的言说(speaking)。 电影符号学的出发点正是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这位20世纪最 著名、影响最深远的语言学家不但推断了作为语言外在秩序的符号学的诞 生。而且还奠定了语言和言语对分思想的基础。和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语 言相对，“言语(或译作‘言说’)是一种选择性的和现实化的个人规划， 是讲话主体用以表现个人思想的语言代码，它由人们选择语言的心理和生 理机能构成”。…尽管没有不带言说的语言，也没有语言之外的言说，但 是，在现实环境中，相对于代表了国家语言秩序的，统一的、规范的语 言——普通话，对于个人而言，方言实际上成为基于语言的个体选择性和 现实化的，以表现个人思想的语言代码。前者是一种统一规范的社会制 度，而后者是一种千差万别的个人言说。普通话和方言，这一对符码，本 身形成了官方权力和民间个体、主流与边缘，公众生活与私生活的修辞隐 第六编 汉语现象与言语运用／485 喻。这一观点非常重要，很多影片中的方言，都可视为对这一符码的解 读。 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小武》中，一个值得注意的语言细节是，影片 开始的时候，在汾阳县城街头，高音喇叭传来的声音是汾阳县司法机关 (国家权力机关)督促犯罪人员自首的广播，播音员操持的是一口标准的 没有任何地域和个人特征的普通话，这一符码从一开始就毋庸置疑地表明 了一种权力和权威的态度，并与操持着一口难懂方言的小武形成了一种鲜 明强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