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生成与“文化熟知化”.docVIP

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生成与“文化熟知化” 　　新世纪的艺术发展已经走过十年的辉煌历程。十年的发展呈现出了多媒体、多风格众声喧哗、异趣沟通、多元共生的全新格局。新世纪艺术的新变化无疑是当前艺术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时,新世纪的艺术发展也为我们思考传统的理论问题提供了镜鉴。从某种意义而言,新世纪艺术为文学经典“文化熟知化”提供了新的路径――从中小学、大学等传统的教育机构到影视、互联网、手机等新型的大众传播媒介和艺术形式,从学院精英、专家教授的遴选到普通大众、狂热“粉丝”的用脚投票,从审美化的艺术作品到商业化的文化产品,新世纪文艺发展勾勒出了文学经典熟知化过程的种种嬗变。 　　文化熟知化(cultural familiarization)是指某一文学作品在特定文化范围内为尽可能广大的民众所知晓和熟悉的社会化过程。文学经典是经典化(canonization)和经典性(canonicity)的完美结合,“如果说‘经典化’是被遴选出来的文学作品持续重写和复制,从而为文化所吸收,变得人所熟知,甚至成为常识的文化过程,那么,‘经典性’就是作品美学质量的衡量,它是对作品批评潜力的评价,作为对社会现状的否定性力量,它有自己独特的制度调节机制。”[1]文化熟知化是文学经典生成的必经途径,它需要通过社会的确认和更为广泛的机构化运作。只有当一位作家的作品变成“总体文化”的一部分,被别的艺术作品频繁互文,成为流行的形象和传统的隐喻,为普通大众所耳熟能详,它才有可能成为文学经典。譬如:但丁的《神曲》造就了数个世纪来关于“地狱”的无数经典描写――罗丹的雕塑《地狱之门》,科幻电影《地狱男爵》,日本动画、漫画及电视剧《地狱少女》等等。文学经典的生成是一个历史累积的过程,它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的社会确认。文学经典的传承依靠源源不断的再创造、改写和社会再确认。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学校教育和学术机构无疑是文学经典“文化熟知化”的主要途径。依据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文学经典的生成说到底就是一场关于合法性的斗争。文学经典竞争的焦点就是文学合法性的垄断,尤其是权威话语的垄断,包括什么样的作品可以成为文学经典以及文学经典由谁来遴选和确认等等。学院中的权威教授通常被认为是文学经典的遴选者,而学校教育则相应地成为文学作品获得文化熟知化最为重要的途径。以美国为例,文学经典不仅是中小学教育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即使到了大学阶段,所有专业的学生都必须修读以西方文学名著为主要内容的“大书”(Great Books)课程。当代西方学界的文学经典问题之争正是起源于1980年代对高等教育的反思。但是,到了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这一情形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另外一些机构和艺术生产形式――譬如,大众传播媒体的电影、电视――正在逐步取代教育和学术在文学经典熟知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正如卡尔巴斯所言,文学经典的“文化熟知化”远非教育体制的独立之功,它是整个文化生产场域的产物。画廊、博物馆等各种展览场所,学会、沙龙等各种将文学艺术神圣化的机构,还有艺术商、批评家、艺术史家等,都在文学经典“文化熟知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文学作品被艺术场域确认的形式包括政府的艺术委员会、文学奖项、学术性的注释、权威性的传记、翻译、文人学士的口头评价等等。另外,还有政治革命、王朝更迭、商业邮票、纪念雕塑、街道命名、电影和流行歌曲。上述一切形式共同作用,形成特定作家或作品经典化之文化生产场域。质言之,“符号商品的市场”操纵着文学作品的经典化。[2] 　　综观当今媒介总汇的艺术时代,电影、电视、网络艺术、动画、流行音乐、绘本等新型艺术形式对文学经典的改写之于大众接触文学经典、理解文学经典功不可没,不容小觑。我们的文化业已由传统知识精英主导的书籍文化转变为大众传播媒介主导的视听电子文化。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文学经典原著的阅读主要局限于专业读者――大学文学专业的教师、学生。即便是专业读者,他们阅读文学经典的深度和广度也值得怀疑。中文系的学生没有读过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中文系的教师也有相当数量转向时髦的“文化研究”,文学经典研究业已失去往日的辉煌。一位大学世界文学教师曾如此无奈地感叹:“大学生通过山口百惠,而不是川端康成接受《伊豆的舞女》,通过肯尼思,而不是莎翁接受《哈姆雷特》……大凡要讨论一个作品之前,大部分同学的准备不是阅读原著,而是去找电影看,或者是先看电影再读原著。他们往往容易被直观的画面所吸引,却抗拒提供了更广泛的想象空间的文字。面对黑压压的文字,心生厌倦。”[3] 　　专业读者尚且如此,非专业的普通大众阅读文学经典的情况更是令人堪忧。非专业读者日益疏远了经典作家的原创文学,而是大量地阅读改写者的改写之作。此种情形自古已然,于今为烈。法国学者勒菲弗尔甚至宣称:“文学作品的内在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