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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南地区跨界民族的和平跨居 　　摘要：在我国与东南亚国家接壤的西南地区共分布着30多个跨界民族，这些跨界民族与其它族群形成了良好的族际关系。文章从历史与理论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西南地区跨界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发现随着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变迁，西南地区跨界民族经历了“适应―认同一融合”的转型，形成了和而不同的社会认同，并最终实现了和平跨居的理想局面，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关键词：跨界民族；和平跨居；社会认同；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K2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1-0031-05 　　 　　中国是一个由56个兄弟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存在着众多跨界民族的国家。在我国东北、西北、西南和华南地区，共居住着31个跨界民族，占中国民族总数的55％。其中，在西南地区，共居住着傣族、布依族和壮族等17个跨界民族，占中国民族总数的30％，且刚好也占中国跨界民族总数的55％。与北方地区最大不同的是，西南地区的跨界民族在族体规模方面，主体主要分布在中国境内；在文化水平、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方面，国内主体民族总的来说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因此，在社会生活中，西南地区跨界民族与相邻国家之间的其他族群，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和社会适应，通过相互接受、友好交往和共同发展，最终形成了今日之和平跨居的理想局面。 　　 　　一、西南地区跨界民族的形成 　　 　　跨界民族，是指“那些原发民族和其传统聚居地的都被分割在不同国家内在地域相连而拥有民族聚居地的民族。”跨界民族从已形成的那一刻开始，就具有两个不可缺少的特征： “一是该民族为政治边界所分隔，二是该民族传统聚居地为政治疆界所分隔。”本质上看，跨界民族的最初形成与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即民族和民族国家不完全重合的表现。在现实中，造成跨界民族的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两种基本情况，一是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原发民族基于自然的因素迁徙而形成；一是现代民族国家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原发民族在政治的作用下被人为地划分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政治疆域之内。我国西南地区跨界民族的形成过程中两种因素都起作用，但主要是第一种情形，即自然迁徙的结果。 　　西南地区族群的自然迁徙，主要的动因来自于历史上中国社会经济重心的南移。南移的最后结果就造成了中原地区的汉族向长江流域迁徙，伴随着在社会、文化、经济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汉族的到来及其迅猛发展，原来居住在长江流域、处于边缘的弱小的民族迫于种种压力，最后选择向西南地区的“蛮荒”地带同时也是中国疆域的边缘地带慢慢迁徙。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的过程，也是一个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动态过程。 　　历史上中国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大致与历史上几次民族大融合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和契合关系。大致看来，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两宋时期是南移的第一波，大量的汉族迁入长江流域及向南的地区，原来的南方少数民族纷纷向着边缘的地带迁徙，西南地区形多族群共生特征更为突出，而且随着“如此之多元族群并存之情境，在族群关系上各族群既有合作、区分，也有竞争、对抗”关系的加剧，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更是加快了向边缘迁徙的历史进程。中国社会经济重心南移的第二波是在元明清时期。元朝时期，中央政府加大对西南地区的治理力度，原来迁入西南地区边缘地带的少数民族面临方方面面的压力，相当一部分向南方继续迁徙。明朝时期，中央政府更是加大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管理和控制，主要通过从长江流域和其他地方大量地迁入军民，在西南地区实行屯兵政策。屯兵政策对西南地区的社会进步和民族关系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但同时也为之后西南地区边缘地带的跨界民族的出现起到一定的作用。清朝时期，一方面是中央政府采取的“改土归流”政策，取代了过去在西南地区长期实行土司政策、羁縻政策的边缘地带民族治理模式，使得西南地区边缘地带的民族迁徙和社会流动更为频繁；另一方面是维系了数千年的作为处理中国与周边藩国的朝贡体系逐渐衰落，这就使得中国与邻国之间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边界意识”，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边疆危机的出现， “源远流长的朝贡关系和以此为主要内涵的宗藩体制名存实亡。”这就使得原来处于中国家疆域之内的民族，随着边界的正式形成，现在演变成为居住在中国和邻国之间的同一民族，即跨界民族。 　　研究发现，西南地区跨界民族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除了以上所谈到的民族迁徙因素之外，中国与相邻的东南亚国家间关系的演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邻国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边界问题。国家间边界的形成与跨界民族的形成是两个关系紧密的历史事件，如中越边界与中国越南之间的跨界民族。中越之间国家边界形成于宋朝初年即968年丁部领统一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