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德化碑》的文学意蕴.docVIP

《南诏德化碑》的文学意蕴 　　南诏德化碑，史学界首推为云南“第一大碑”。它所具有的重要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已为人们认识。而关于其文学价值的研究还很鲜见。 　　 　　一、德化碑的写作背景 　　 　　唐代大历元年（公元766年）矗立在大理太和城的德化碑，体量巨大，碑文洋洋洒洒由3800多字构成，纪史和叙述严谨、有着非常娴熟和很高的汉文水准。碑阳的文字共分七段，记载了碑文的主体，碑阴雕刻的内容是南诏王对文臣武将的赏赐。 　　通读碑文，可以看出撰碑者对汉文化非常精通，遣词造句有着很高的政治、历史视野，并且非常熟悉唐朝与南诏的关系。当时，南诏还被中原王朝的“正史”视为“列国”之一的地方政权，字里行间，仍表达出当时“大中国”与各藩国之间“统与分”的古代国家形态。碑文既说明了南诏国的相对独立性，又表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多元一体的特点，始终将中华民族的血脉与文化奉为至高无上。由此看来，碑文不是出自于一般写手，而是出于南诏王室的重臣。 　　南诏国的真正形成，是在公元738年皮逻阁统一“六诏”之时。此前，洱海区域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形成了六个大的部落集团，即史上所载的“六诏”，各诏相对独立，又有联系。《蛮书》说，它们之间有着婚姻关系，从大的文化视野来看，这“六诏”也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所以，“六诏”的统一，既是蒙舍诏率先崛起和扩张的政绩，也是当时洱海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由于蒙舍诏得到唐王朝的支持，一代枭雄皮逻阁最终完成了古代大理地区的统一大业――“六诏”一统归唐。 　　但“六诏”合一以后，南诏与唐王朝之间的许多矛盾仍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主要是唐王朝派遣的一批内地官员章仇兼琼、竹灵倩、李宓等未处理好与南诏及东爨的关系，给唐王朝奏报不实之词，并激怒了南诏和东爨的反抗。再加上唐王朝与吐蕃、南诏之间长期存在许多纠葛。复杂的政治、军事局面最终导致唐与南诏的两次天宝战争（公元748年―751年，公元754年）。后来，到了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才以“苍山会盟”为标志，唐与南诏又重新和好。 　　德化碑的碑文，是在皮逻阁已经去世，其子阁逻凤继承王位后刻立的，所以碑文大大歌颂了阁逻凤、凤伽异两父子的丰功伟绩。据目前研究，碑文的作者本是唐王朝的官员“西泸令”――郑回，郑回是南诏攻击川西一带时掳掠回的汉地官员，并赐姓名为“王蛮利”，南诏尊敬他的才能，便奉郑为清平官（宰相），并辅助皮逻阁、阁逻凤、凤迦异祖孙三代，而且是阁逻凤、凤迦异的老师。郑回给南诏带来内地先进的汉文化，深得南诏王室的器重，所以此碑出自郑回之手是可能的。今天我们通读碑文，富有大唐文化的风范，其深邃的文思，典雅的文体，通畅的语法，文字的节奏美感，的确是西南地区其他古代碑文所无法可比的。 　　 　　二、空灵飘逸的叙事风格 　　 　　从文字欣赏的角度看德化碑碑文，作者在撰写碑文时独具匠心，通篇不乏显示作者的笔力厚重和潇洒之韵。 　　我们来看碑文的第一段，即文章的开篇是这样写的：“恭闻清浊初分，运阴阳而生万物，川岳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故知悬象著明，莫大于日月；崇高辨位，莫大于君臣。道治则中外宁，政乖必风雅变。岂世情而致，抑天理之常。” 　　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每篇的开启和破题、决定着作者的思路和文章的基调。碑文第一段的头几句，写作的方式运用了“兴”的手法，结句流畅，作者用哲学的思维，贯穿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辨。文章为南诏的崛起，南诏王阁逻凤、凤伽异为人君主的“注定”，从天理人伦的角度铺垫了“非南诏王莫属”的观点，从而为碑文下面的内容表述埋下了回旋的余地和拓展的空间。 　　再如碑文的第六段，从“我王气受中和”之句起，用大量的篇幅歌颂了阁逻凤的丰功伟绩。但作者没有详尽地罗列数字，而是用洗练的语句来归纳和讴歌南诏王的功业：“才出人右，辩称世雄。高视则卓尔万寻，运筹则决胜千里。观衅而动，因利兴功。及协神衷，有如天启。故能拔城挫敌，取胜如神。以危易安，转祸为福。绍开祖业，宏覃五猷”。接下来描写南诏国境内国泰民安的景象，同样运用了很优美的句子来描述：“遏塞流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池，下隰树园林之业。易贫成富，徒有之无。家饶五亩之桑，园贮九年之禀。”这样的写法，既使人顿生飘逸的美感，又保留有一定的遐想空间，既真实又不虚妄，碑文宣扬南诏王的功绩巧妙地寓于侧面描写之中，可谓独具匠心，文章的立意和才华确实一般写手不能所为。使人读后感到许多句子空灵、飘逸，但又不显空洞和过分张扬。碑文的思想性通过艺术性完美地表达出来。 　　 　　三、骈体述史的洗练笔法 　　 　　南诏德化碑作为记载阁逻凤、凤伽异两代君主的历史，免不了用大段的文字叙述南诏王的功绩，表述与唐王朝、吐蕃和中原王朝派驻边疆汉吏们的关系，最终的目的是想表达南诏与唐交恶的过程是“不得已”的事。我们在通读一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