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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兽医事业发展历史的透视与启示 　　动物卫生既是事关国家畜牧业发展和畜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大问题，更是事关人民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它是国家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动物疫病和畜禽产品安全已突破传统意义上畜牧业生产及畜牧业经济领域，逐步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广泛关注的政治性问题。中国兽医卫生事业有悠久的历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温故而知新，见微而知著。认真审视昨天，是为了准确地把握今天，更好地创造明天。本文试图从历史经验与教训中，寻找其所呈现的规律，并对政府在动物卫生安全保障中的角色定位及其保障措施进行探讨。 　　 　　一、历史经验与教训的透视：对兽医事业发展规律的探讨 　　 　　（一）兽医技术和防疫体系的发展是由经济社会技术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1、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兽医事业的发展 　　自春秋战国至新中国成立前，农业生产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畜牧业并没有受到与种植业同等的重视。发展养殖业不是为了提供直接的肉食，而是首先满足战争和农业生产的需要。 　　《左传》上曰：“国之大家，唯祀与戎”，戎就打仗，而战争离不开马，所以在古代，养马的目的主要是用于战争。由于战争的需要，马的饲养受到重视，所以早期的兽医的职责，特别是宫廷兽医，主要任务是治疗马病。由此形成的兽医治疗对象以马病为主的局面，一直延续至晚清。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力的衰退，养马业凋零，以马病治疗为主的传统兽医学才逐渐转变。 　　牛在古代，则主要用于耕种，因而牛的饲养也受到特别重视。古代兽医除了重视马的疾病治疗外，其次就是牛的疾病治疗，特别是民间兽医。猪的养殖在古代基本上难以与马和牛养殖相提并论，因此有关猪病的治疗并不受重视。直到清代，才开始出现关于猪疾病治疗的著述。 　　正是这种原因，古代家畜疾病防治技术发展中，马的疾病防治技术最为先进，牛则次之，猪最次。这种递次发展关系，与先满足战争需求，再满足生产需求，最后才满足生活需求的关系一致。这也反映出，古代兽医技术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技术的进步首先是满足政府的需求，其次才是满足百姓的日常需求。这还反映出另一个问题，即政府在疾病防治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方面，起决定性和主导作用。 　　在中国古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都是贫困的小农，无法形成对兽医需求较大的市场，也就难以养活专业的兽医，承担家畜疾病治疗任务的民间兽医一般是兼业者。在南方，由于养殖业不发达，兽医从业者多数是半农半医；而在北方，尽管兽医多开诊所，但其副业是安装蹄铁，所以依然是兼业。兼业行为必定会降低兽医的治疗水平，这也必定影响疾病治疗的效果。 　　古代农村人口密集，小农家庭往往居住的空间较小，人畜共处，诸畜共处不易相互隔离，一旦其中某种家畜患病，极易感染另外的家畜。传染病一旦发生，在没有药物控制的情况下，只能采取隔离的办法防止其传染，而在人口密集的明清时期，传染病发生频繁，这与明清时期由于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导致中国人口迅速增加，既而社会人均资源迅速减少有关。 　　古代畜牧业的发展历程中，一方面由于技术的原因限制了对大范围传染病的治疗和防御，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原因，扩大了传染病的传染范围，增加了传染病的传染概率。 　　由于畜牧业不发达而处于副业地位，民间兽医也是兼业者，因而古代中兽医学人员的地位在社会上不受重视。在古代，尽管政府重视养马和养牛事业，但真正从事家畜保健的兽医，在社会上的地位比较低下，且颇受歧视。《列子?黄帝篇》说：“范氏门徒，路遇乞儿，马医，弗敢辱也。”又《列子?说符篇》说：“从马医而食，不以辱呼？乞儿曰：天下之辱，莫过于乞，乞犹不辱，岂辱马箕哉？”《后汉书?黄宪传》记载黄宪的父亲是牛医，他朋友的母亲训斥儿子说：“汝复从牛儿来耶？”又如《串雅?原序》说：（兽医）“人每贱薄之”，并谓兽医术为“诡异”之术。明代兽医的地位还相对较高，这与明代为了防止北京受蒙古族的威胁，重视养马，特别是推行民间必须养马，不管南方、北方是否适合于养马的政策有关。然而，到了清代，由于满族不允许民间养马，不像明代挑选“聪明子弟2至3人学习兽医”，反而在《大清律例》上明文规定，兽医属于“庶人”、“浅人”，其子弟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清代南方的民间兽医，主要治疗牛和猪的疾病，但地位低下。《猪经大全?序》明确地指出，当时社会上视兽医为“医方小道，故无人学兽医者久矣。”在这种背景下，兽医的地位一落千丈，受到歧视。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随着经济的发展，以提供优质食品为主要目的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高，很多地区畜牧业已经告别了家庭副业时代，成为相对独立的产业，逐步形成专业化、区域化的商品化生产，这对兽医技术的发展、防疫体系的建设和运作，既是机遇，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现在，有的地方畜牧业不发达，乡镇兽医站几个人都嫌多。而有的地方，畜牧业则很发达，如江苏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