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７年吕骥的北平、绥远之行.docVIP

１９３７年吕骥的北平、绥远之行 　　时光进入了１９３６年的初冬，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下已经度过了５年的艰苦岁月，民族生存危在旦夕。盘踞在我国张北、百灵庙一带的“伪蒙古军政府”助桀为虐，接受日本侵略者的大批军用物资支援和日本指挥官的扶持，伺机向绥远地区（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及以西地区）扩张。 　　１１月５日，贪心不足蛇吞象的日本侵略者，在亲日的“伪蒙古军政府”所在地嘉卜寺（今化德）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集中主要兵力先进犯绥东，占领红格尔图（即四子王旗的锡拉木伦庙，俗称大庙）后，进一步攻占归绥（今呼和浩特）。 　　１０天后，日伪军联合起来，果然对红格尔图发动了攻势。 　　绥远省政府主席、晋绥军第３５军军长傅作义将军（１８９５―１９７４）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不断高涨的全民族抗战热潮推动下，亲临平地泉（今集宁）前线，指挥四个多团的兵力，迎击气焰嚣张的日伪军，连续击退了他们多次进攻，迫使他们不得不退守商都。 　　不甘失败的日伪军，很快又重新集结起来，将兵力部署于多伦、商都、百灵庙一带，日军还增加了２００多名指挥官，临阵指挥，企图卷土重来。 　　红格尔图一战的胜利，给中国军队以极大鼓舞。傅作义将军决定一鼓作气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给蠢蠢欲动的日伪军以狠狠打击。１１月２３日夜，３５军以一个骑兵团和２１１旅的三个步兵团的兵力，冒着零下４０多度的严寒，在山炮、装甲车配合下，主动向百灵庙地区发起奇袭，２４日，一举收复了百灵庙，歼灭伪盟军第二军第七师大部。１２月２日，又击退了日伪军４０００余人的多次反扑，歼敌７００余人，百灵庙战役大获全胜。 　　１９３７年１月８日，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在报道这一消息时写道，百灵庙战役大获全胜，在缴获的战利品中，除“军用品（子弹２０万发、汽油千箱）无以数计外，并有万袋白面及白糖，罐头食品数百箱”。又说，“如果提及日寇的阴谋，飞机坦克就是最好的铁证。不只这样，这次所获的战利品里面，还有好些秘密文件。在日寇特务机关长住的房子里，找到了大批的日文、蒙文、汉文和日蒙、日汉蒙合印的书籍、小册子、印刷品等等。……尚有中国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十余厚册，中国所有军队的名单，官长自营以上的名字籍贯履历，其他文件不可数计，此外还有日人所设的无线电台，这可见日寇阴谋的一斑了。” 　　绥远抗战的百灵庙大捷，是日本入侵中国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辉煌胜利。消息传到上海，万众欢腾。为祝贺绥远抗战的胜利，声援绥远前线的将士们，吕骥等救亡歌咏运动的领导者们，在上海市总商会礼堂组织了一场规模盛大的“援绥音乐会”。参加演出的有：法商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任光领导的“森森乐队”，上海音专夏国琼的钢琴独奏，歌唱家郎毓秀、蔡绍序等人的独（重）唱，常学墉（即任虹）、石人望主持的“光明”、“联合”两个口琴队，丁??（即丁致中）的二胡独奏，张?沃?的小提琴独奏，何士德指挥的圣乐团――洪钟歌咏团的合唱，以及住在大场镇以张劲夫为团长（亦称校长）的“山海工学团”的孩子们…… 　　谁也没有想到，音乐会被“山海工学团”的孩子们推向了高潮。 　　穿着农民粗布衣、打着赤脚的孩子们走上了舞台，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十几个人站成一排，在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指挥下，唱起了《谁说我们年纪小》。天真稚气的小脸，银铃般的歌声，以及那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头，使在场的每个人都激动不已。当他们唱到“谁说我们年纪小，万恶的敌人要我们来打倒，陈腐的旧社会要我们来改造”时，全场沸腾了，歌声伴着掌声，掌声和着歌声，犹如万钧雷霆，撼动着每个人的心，许多人激动得流出了泪水…… 　　２００５年６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人民音乐家吕骥传》及书后的附录一“吕骥年表”，在写到这次音乐会时的记述，“陶行知领导的大场山海工学团的儿童们演唱儿童歌曲《只怕不抵抗》”（见该书第１６２页），是不准确的。一、据史料记载，当时“山海工学团”的领导早已不是陶行知，而是张劲夫团长（亦称校长）；二、当年参加过“援绥音乐会”的“山海工学团”小团员、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应彬（即杨石）在散文集《春草集》（１９８４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中回忆，当时演唱的是应凯作词、贺绿汀作曲的《谁说我们年纪小》。 　　“援绥音乐会”是上海音乐界空前大团结、大统一、大联合的一次音乐盛会，演出的全部收入捐给了绥远抗战的将士们。百灵庙大捷的消息激励着全国军民的爱国热情，各地、各界人士都在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捐款援绥。有的学生集体停伙一日，把省下来的钱寄往绥远前线。有的教师联合起来捐出一日薪援绥。全国各地的演出活动层出不穷，他们把演出的收入纷纷寄往绥远前线。甚至连监狱里的犯人也联合起来，停伙三日，用省下来的伙食费劳军。在归绥，几乎每天都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捐款。截至１９３７年初，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来自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