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贾樟柯电影《三蛱好人》的两个思考.docVIP

对贾樟柯电影《三蛱好人》的两个思考 　　一、贾樟柯电影《三峡好人》的文化解读 　　 　　贾樟柯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电影理论专业。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故乡三部曲”之《小武》、《站台》、《世界》和《任逍遥》成为第六代电影的重要代表o《三峡好人》在2006年底又一举拿回了一尊金狮。同时他身体力行，参与并引导了中国新兴的青年DV电影创作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关注“贾樟柯现象”其实就是对中国新生代电影研究关键词的一种梳理，如边缘化、平民视角、现实主义、都市化、新DV运动和美学转型等等。贾樟柯电影是从日常生活中升腾起来的“无邪”之诗，这源于导演本人对于生活世界保持的开放态度以及对文化之根的溯求(刘志荣博士《漫谈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在文化遗忘的年代里如何借助个人化、民间化的影像来拯救行将消弭的集体记忆(王卓慈副教授《修复失忆的影像表达》)。也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贾樟柯的电影被赋予了更为深远的文化意义。 　　《三峡好人》是去年最精彩的国内影片之一。其精彩之处是它深深打动了观众，不是因为炫目的技巧或引人入胜的情节。而是它那真诚质朴的人文情怀。 　　影片的两位主角跟导演一样。由山西来到重庆三峡库区，他们代表了观众的视角，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幅壮观自然风光下的巨变图。这里没有敲锣打鼓的欢送场面，没有虚假的口号和豪情，有的只是真真切切的百姓生活。这些是观众平时在电视新闻中看不到的场景，是变迁社会的一页。贾樟柯以其怜悯却略带悲壮的人文关怀，还给了这百万没有话语权的人一个声音。仅凭这一点，金狮的分量相对于题材本身的分量而言就已经不足为重了。而当前所谓的“商业大片”，已经离开了单纯的艺术、娱乐或商业范畴，并未承载与其影响相称的正文化价值，甚至还相反：某些国产商业大片所宣扬的文化内容垃圾化十分严重，存在着相当的“负文化”、“反文化”成分。如贾樟柯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大片的泛滥将有可能影响到“人们的内心构成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也正是由此，才显现了《三峡好人》的文化价值。 　　“变迁”是贾樟柯关注并且善于表达的主题。他被誉为“平民史诗”的作品《站合》就是一部关于变迁的电影。同样，《三峡好人》也是被放在时代变迁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才令整部作品的格局完全不同，才令那些断壁残垣都仿佛被导演深情的目光凝视着，也触动了银幕下同样见证和经历着这些变迁的民众。 　　三峡地区的城市和人口的变迁移动成为这两个主人公各自故事的背景，在那么多人背井离乡的大变动下，他们个人的事件显得那么漫无方向而微不足道。一个两千多年的城市在两年之中消失了，两个人无法找到又算什么呢?应该说，如果没有三峡这个大背景，贾樟柯的这部作品不会具有那么厚重的意味，敏锐地抓住并且巧妙地运用了这个背景，显现了贾樟柯作为一个关注时代本质的年轻导演的才智。 　　在《三峡好人》中，贾樟柯关注的是依然留守的没有话语机会的大多数们。他们是真正代表中国的：三明与买来妻子的复婚，正是典型的西方视野里的旧中国叙事的延宕，中国式的人权悲剧用中国式的情感去补救：而沈红拒绝没有情感的婚姻，则代表当代新女性独立的情感态度。 　　贾樟柯以小人物底层角色书写着生命的意义。在找到了适当的背景之后，镜头下的主人公很自然地拥有了他们自己的命运。三明和沈红的两个故事相互呼应、对比，对于两个不同的阶层，贾樟柯明显采用了两种态度。对以三明为代表的一群建筑工人的表现，是贾樟柯在《三峡好人》中真正寻求到的突破点。在他以往关注的平民题材中，小武被铐在路边，《站台》是无语的开放式结尾。《任逍遥》是更年轻一代面对时代的无奈感，《世界》则是小镇青年进入城市之后的迷失，可以说过去的贾樟柯看到了与他一样的县城兄弟的卑微命运，他的目光一样充满感情和悲痛，但是他并未看到或是意识到他们身上的生命力。但在《三峡好人》中。在巨大的个人无法抵抗的变迁中，“三明们”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生命力可以说是整个无奈的时代里唯一闪光的希望。 　　结尾，三明带着一群兄弟离开这片废墟，迈向更为辛苦危险的煤矿充满沉重和悲凉。生存对于下层民众而言显得的无比的重要。一群操着浓重口音的兄弟们。在三明的带领下走出了山峡，去山西挖煤。这使人不为他们的性命担忧，因为我们不时能听到煤矿倒塌的声音，但似乎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们的前进。 　　 　　二、《三峡好人》里的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色彩 　　 　　在《三峡好人》中我们能确切感受到贾樟柯电影的现实主义风格。记录生活是第六代导演最为喜爱的表达方式。贾樟柯、王小帅、陆川等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现着纪录的风格。 　　“金山六号”飞舟停靠在长江边的奉节码头，背后是三峡著名的夔门景观。在潮湿的空气中，那些手持扁担和绳索的“棒棒”们把这向上的人群横断；中散，接客摩托突突突的发动机声也骤然涌近，喧嚣弥漫中，似乎到处都是跟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