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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原生态＋唱法？ 　　2004年6月，杨丽萍的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演出大获成功，“原生态”一词作为一个新鲜的“明星术语”正式登上文化舞台。紧接着，全国上下以“原生态”作为“卖点”的各种文化事项从此遍地开花：“原生态”音乐、“原生态”舞蹈、“原生态”绘画、“原生态”民俗、“原生态”公园、“原生态”旅游等等，凡此种种。 　　2006年7月，第十二届央视青歌赛趁热打铁，继续将“原生态”这一“明星术语”做大做强，隆重推出“原生态民歌唱法”赛项，此举更是吸引了海内外亿万观众的眼球。原生态民歌那充满泥土的芳香，承载着生命的张力，通过央视主流媒体的强大造势功能迅速侵占了无数观众的心。“原生态唱法”终于被“明媒正娶”，成为与美声唱法、民族唱法以及通俗唱法鼎足而立的唱法之一。当观众沉醉于原生态民歌的天籁之中，当艺术与生活最原始的内力在人们的视野中狂野奔突，撼动他们早已麻木的神经，当人们兴奋而狂热地憧憬着原生态民歌的绚丽前景的时候，作为一名专业的音乐工作者，笔者却更多地看到了强势媒体冲刷之后所带来的泡沫，为此陷入了另一番思疑之中。据悉，第十三届央视“青歌赛”即将拉开帷幕，“原生态唱法”继续保留为赛项之一。本文无意反对以“原生态”为卖点的“精神食粮”，更无意批评以“原生态”为创作背景的“艺术精品”，本文质疑的仅仅是“原生态”、“原生态唱法”等一系列说词的实际内涵是否与名相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 　　首当其冲，是“原生态”一词的科学定位，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类“原生态”民歌赛事。 　　“原生态”一词脱胎于生物学，在艺术学范畴，“原生态音乐”尚无权威的定义，相对被人用得比较多的解释是指：“那些从艺术形态到表演环境均呈民间自然面貌的‘活态’音乐文化类型。”①由此我们联想“原生态民歌”应指：民歌之间和民歌与周围环境之间原有（原始）的、较少变异的相互关系。如稍加引申，“原生态民歌”也可指：原有（或原始）的、未经变异（或较少变异）的和未经（或较少）“污染”的民歌品种。请注意此定义及其注解中的措辞，由于“自然面貌”、“原始”、“较少变异”等语词的“不可量化性”，注定要在“原生态音乐”这一“明星术语”的语境里埋下尴尬的伏笔。 　　我们的专家、演员和观众开口“原生态”，闭口“原生态”，但倘若具体问到某一民间音乐品种的“原生态”究竟怎样，恐怕连专家、学者也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我国民间音乐品种浩如烟海，传承历史久远，流播范围极广，究竟哪一个时期，哪一个地域，哪一个艺人所唱（奏）的才是真正的“原生态”音乐？譬如新疆十二木卡姆音乐流布广泛，品类丰富，那么，究竟是新疆喀什的十二木卡姆更原汁原味，更“原生态”？还是和田、莎车、阿克苏、伊犁等地区的木卡姆更正宗，更“原生态”呢？再有，彝族《海菜腔》流播甚广，曲目和唱法已呈各家风格，那么，究竟是电视荧屏上李怀秀姐弟所唱的《海菜腔》是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海菜腔》，还是现如今仍生活在异龙湖边（云南省建水、石屏一带）的青年男女们所唱的《海菜腔》更正宗？又或许是李怀秀姐弟俩的父母、祖辈们所唱的《海菜腔》方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海菜腔》？看来，诸如此类问题的答案是不得而知了。这也是笔者在高校做“原生态民歌系列讲座”时所遭遇的尴尬，同时也是原生态音乐本身所遭遇的尴尬。究其个中原因，还是“原形态”与“原生态”两个概念之间界限的错位。 　　追根究底，文化的变迁可以分为“形态变迁”与“生态变迁”两个范畴，此两个概念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特指某种文化的本体要素或形态特质的改变，而暂未把演唱环境是否改变考虑在内；后者则不仅指本体要素(或形态特质)，而且连生存环境也一同遭到变异的整体生态状况也包括在内。就此而论，早在2004年8月被指称“原生态音乐”的南北民歌大赛和西部民歌大奖赛，及至后来（2005年10月）的“第三届南北民歌擂台赛”，严格地讲仅只是部分地保留了“原形态”，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也就是说，将一种民间音乐人为地“移花接木”或“搬迁”都不能称作“原生态”，因为它的种种事项均已彻底背离了“原生态”的固有概貌与初衷。 　　将“原生态”搬上舞台，推向赛事，本身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当事人”（即歌手）、观众、甚至坐在评委席上的专家们，是否真正关注到原生态民歌的本质呢？还是被赛事外在的光环所迷惑了呢？“原生态”民歌与主流的“美声唱法”、“民族唱法”不一样，“原生态”民歌贵在其个性与地域特色，相互之间可比性不强，例如具有“独占艺术”形式的蒙古族呼麦与彝族的“海菜腔”之间的可比性就无从谈起。硬是要将它们放在一起比拼出个高低优劣，委实是抹杀了“原生态”音乐最为珍贵的文化特质，对“原生态”音乐文化自身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原生态”中的“原”在何处？对于这些来自田间地头的“草根”艺术，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