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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福会》中文化身份寻求的博弈论解释 　　摘要　人生在世，总要努力构建与众不同的身份。本文借助广泛应用于经济学领域的博弈论理论解读《喜福会》中华裔母女两代人的自我文化身份寻求。“囚徒困境”是母亲一代带着身心创伤、背井离乡、苦心栽培下一代的自我身份寻求的抉择缘由，“最优策略均衡”则解释了母女之间矛盾的最终和解和东西方文化身份的渗透和融合。 　　关键词　博弈论；《喜福会》；文化身份 　　 　　一、引言 　　 　　《喜福会》(简称《喜》)是华裔美国女作家谭恩美1989年发表的第一部小说。1990年。该书获得“洛杉矶图书奖”“全美图书奖”等多项文学大奖，并被选入《诺顿文学入门》教材，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9个月之久，销量高达230万册，仅平装书的版权费就达120万美元。 　　《喜》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主要归因于小说新颖的创作主题和独特的写作技巧。在创作主题上：一方面描写了四位母亲在旧中国的苦难经历，充满了东方色彩，迎合了美国广大读者渴望了解古老而神秘中国的心理；另一方面华裔们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艰难求索自我文化身份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主题。在写作技巧上，作者融合了东西方写作技巧，把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麻将理论同西方的“四季理论”相结合，成功地塑造了四位母亲和四个女儿鲜明生动的形象，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八位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 　　关于《喜》这部作品或该作家文化态度和身份定向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学和文化等视角，如胡亚敏(2001)、程爱民、张瑞华(2001)和关晶(2005)等等。本文用博弈论理论解读《喜》中母女们的文化身份寻求。 　　 　　二、博弈论――一种用途广泛的人类行为的分析方法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游戏理论或策略运筹学。RobertAumann教授认为，博弈论即研究互动决策的理论。所谓互动决策。即各行动方(即局中人)的决策是相互影响的，每个人在决策时必须将他人的决策纳入自己的决策考虑之中，当然也需把别人对于自己的考虑也纳入考虑之中……对如此迭出的考虑情形进行决策，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战略。 　　博弈论最初主要研究象棋、桥牌、赌博中的胜负问题。人们对博弈局势的把握只停留在经验上，未向理论化发展。《孙子兵法》就可以算是最早的一部博弈专著。但博弈论正式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则是在1928年冯?诺依曼首次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从而宣告了它的正式诞生。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合作出版的划时代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将二人博弈推广到多人博弈，并将博弈论系统应用于经济学领域。因而博弈论在经济学、政治科学、军事战略问题、进化生物学以及当代的计算机科学等领域都已成为重要的研究和分析工具。此外，它还与会计学、统计学、数学基础、社会心理学以及诸如认识论与伦理学等哲学分支有重要联系。 　　因博弈论主要是研究参与人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所以它可以用来分析人类的各项行为。下面就从博弈论中“囚徒困境”和“最优策略均衡”的视角来对《喜》中母女们的文化身份寻求做一分析。 　　 　　三、囚徒困境与母亲们的身份寻求 　　 　　在博弈论中，经典案例“囚徒困境”讲的是有两个罪犯被警察抓住了，凶证据不蟛充分，法官分别对他们说，如你招他不招，则你会被无罪释放，他被判15年徒刑；如都招，都判10年；如你不招他招，他被无罪释放，你被判15年；如都不招，各判1年。这两个人都会这样想：如他招了，我不招，得坐15年监狱，招了才10年，所以招了划算；如他不招、我不招，坐1年监狱；如他不招而我招了，马上获释，也是招了划算。综合以上情况，还是招了划算。最终，两个人都选择了招供，结果各被判了10年徒刑，尽管他们都清楚地知道最好的结局是两人都不招供从而各判1年徒刑。这就是囚徒困境。 　　《喜》中这四位母亲的处境就是一种“凶徒困境”：在旧中国的男权世界里，女人毫无身份地位可言，如许安梅的母亲被骗失身后被逐出家门，被剥夺了抚养儿子的权利，后来做了四姨太又受尽凌辱被迫自杀；龚琳达两岁即当童养媳，婆家要求她的是生个儿子，而她的丈夫偏偏是个不中用的小男人，她无法达到婆家人的要求；映映?圣克莱尔出身富贵，却被丈夫当玩物，毫无幸福可言……此外，吴夙愿的“囚徒困境”更为凄惨：她新中国成立前嫁了一位国民党军官，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抗战爆发后她带着孩子逃到广西。不久有消息传来，日本军队将打进桂林。于是吴夙愿收拾行囊，背着还是婴儿的孪生女儿逃奔重庆。但一路上逃难的人太多，她又无车可乘。最终筋疲力尽地累倒在路旁。无奈之中她只能把女儿丢弃在街头，并将所有的钱财、全家的照片以及上海的地址都放在孩子的衬衣里。吴夙愿逃到重庆后才得知丈夫已经阵亡……于是，四位母亲认识到“父权话语将她们界定为男性主人软弱无能的奴仆”，最终选择了“脱离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