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盈门》叙事与价值结构间的颠覆.docVIP

《喜盈门》叙事与价值结构间的颠覆 　　［摘 要］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典影片《喜盈门》从表层看带有浓厚的女性叙事色彩，但故事深层的价值体系是从属于传统文化语境的，影片中人物身份的塑造、价值观的倾向，都指向男性权力核心，其中潜伏的是男性权力的影子。因此《喜盈门》是一个表层结构、叙事结构和深层价值体系互相颠覆的文本，是一个充满张力的矛盾实体。这个实体在“文革”后价值观念亟须重建时期具有积极的作用，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 　　［关键词］ 深层价值；男性权力；颠覆 　　 　　尽管我们说《喜盈门》建构的是一个女性斗争又不断和解的文本，①在斗争与和解的过程中实现了故事的平衡――失衡――平衡的循环，但是在故事的深层文化价值结构中，我们却很轻易地就看到了传统语境对这一女性故事的制约和规范以及其中潜伏的男性权力对表层故事结构的牵制。故事系统中的评价标准、评价机制、和谐状态的界定及其恢复平衡状态的真正力量，都是对这一疑似女性文本的解构和颠覆。 　　深层价值结构：传统语境的制约与男性权力的潜伏每个故事系统中都会有一个相对稳定或者相对权威的自体评价机制，这个机制中会有相应的准则和规范来约束着其内部成员的思想与行为。而在《喜盈门》中这个评价机制的物质表现就是其中的人物――鳏居的爷爷。尽管在故事中爷爷是一个配角，但是他在故事系统中的地位却是极为重要的。他超越了性别，凌驾于影片中的所有人物之上，并在相当的高度中主宰着其他人物的言行。故事中的和谐状态是由爷爷的价值观规定的，在超越表层故事的两性关系之上，他是真正的道德权威和个人身份的认定者与裁判者。 　　强英和仁芳发生正面冲突，引起了整个家庭的混乱，仁文说:“队有队规，家有家法，你怎么连爷爷的话都不听了！”明确了爷爷在家庭系统中的绝对权威。在分家一场戏里，水莲的话道出了这一人物的重要性和道德控制的高高在上，“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分不分家还是由爷爷做主吧！”在男女两性的关系建构中，女性是关键性的人物，而在故事系统中，爷爷――超越了两性范畴――成为伦理道德最高评判，个人行为的准绳。为了树立爷爷的最高权威，故事不止一次用人物语言来直接塑造和表现：作为故事层面的主要平衡力量，道德价值承载者水莲说：“爷爷是个有度量的老人，他一辈子没有对不起孩子们的地方，也容不下孩子们对他的不恭不敬。”水莲作为承担了影片价值取向的榜样是爷爷所需要、也是爷爷所欣赏的晚辈。在他的裁定中，水莲是一个“厚道”“懂道理”的女子，在她的身上体现出了爷爷的价值观念。尽管仁芳是“新型”女性，但她并不是影片所要着力颂扬的人物，因为在电影的深层表述中，仁芳这样勇于斗争的女性行为也并不可取：在家庭伦理道德的构筑过程中，她的个性特点所带来的处理方式只会使矛盾更加复杂错综，而不可能对故事系统内部伦理道德的和谐构建起到积极的作用。 　　因此故事系统内部，以水莲为代表的女性是构建和谐状态的决定性力量。也就是说，水莲类型的人物所承担的价值观念是爷爷等先辈赋予她的。对爷爷权威身份更具有分量的塑造方式来自于强英和仁文矛盾激化的段落：正因为强英虐待了爷爷，才带来了她生活中的致命打击――仁文扇了强英耳光，并由此导致强英婚姻生活走向破裂。因此，故事中真正体现道德力量的是女主人公水莲，而真正担负起道德规训和惩治功能的人物却是爷爷这一传统伦理观念的奉行者。在爷爷背后我们不难看到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叙事中“老太爷”的影子，只是“老太爷”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都随时代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其身份地位和作用却并无二致。水莲和爷爷，他们二人性别相异，辈分悬殊，实质上却共同承担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实施责任。 　　对破坏故事系统内部和谐状态的人物该如何处理呢？影片采用的是评价机制的约束、对人物的惩罚和收编，以此来维系系统内部的平衡与和谐。通过影像我们可以看到，在故事的开端以及发展过程中，强英是一个绝对的个体主义者，她的张扬、泼辣都是对故事系统和谐状态的严重破坏，因此系统中的评价机制就以自己的隐性方式予以干涉。首先，故事让强英和水莲发生矛盾，以表现强英和价值榜样的冲突来体现她的破坏性；然后在和仁芳的吵架中展现她强悍和撒泼的一面，使水莲和仁芳结盟，以此对强英进行孤立，同时还动用群体评价方式，让围观人群嘲笑她；在娘家和丈夫仁文发生冲突的时候，也是直接调动群体评价方式让围观的人群谴责其行为的恶劣。在群体评价体系之外，影片还对个体主义者进行了惩罚。在大家庭范围内，让她感觉到孤立的力量。全家七位成年人中，最初真正和她站在一个阵营的只有丈夫仁文，后来她的丈夫也和她发生了剧烈冲突，她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失却归属感。所有这一切都昭示着：在社会和家庭内，她是人人嫌弃的“泼妇”，游离在正常家庭伦理之外的异数，她的行为是要被唾弃的。 　　这种“贴标签”式的惩罚让她愈发感到孤立和歇斯底里，于是爆发了颇为紧张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