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剧名伶录》――刘春泉.docVIP

《湘剧名伶录》――刘春泉 　　刘春泉,长沙人,生于公元1930年(民国十九年)。出身梨园世家,从小受家庭的艺术薰陶,在父亲刘菊芬的教导下学艺,四岁登台,六岁挂牌演出《金沙滩》,扮演芦俊义,一炮而红,“六岁红”的艺名从此声噪艺坛。她师承黄菊奎,并通过言桂云的师弟聂梅生,学了“言派戏”《打鼓骂曹》和《庄王擂鼓》,亦算言桂云的再传弟子。她还受陈绍益、欧元霞、师青云、李凤池、傅儒宗诸多名家的教益,成为湘剧唱做兼工的唱工老生。 　　1938年的刘春泉,虽只8岁,却已是颇有名气的童星,在醴陵和黎建明等一道,参加田汉组织领导的湘剧抗敌宣传队第五队,后又转入黄元和领导的第三队,和大家一起进行剧场或街头的抗日宣传工作。到衡山县演出时,队里揭不开锅了,11岁的队员刘春泉和文书张文祥,走进县政府找县长要粮,县长看过这位小演员的戏,很是喜欢,便批了几担米,解决了全队燃眉之急,受到大家的称赞。她是健在的五位“抗宣队”队员之一。 　　在近七十年的艺术实践中,刘春泉刻苦磨砺,博采众长,融前辈唱工言桂云、陈绍益、黄菊奎三家之长,不拘一格,在似与不似之间,并增加了一些花腔,重视唱做结合,终于形成了她独特的演唱风格。她戏路宽广,以唱工老生为主,高、低、昆、乱不挡,嗓音刚劲明亮,行腔如行云流水,尤擅弹腔。她的表演潇洒大方,激情奔放,继承了《辕门斩子》、《金沙滩》、《打鼓骂曹》、《庄王擂鼓》、《上天台》、《胡迪骂阎》等一大批传统剧目,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创造。如《辕门斩子》中,杨延昭因佘太君、八贤王、穆桂英的相继到来,有三句导板,传统的唱法是三句都唱北路高导板,刘春泉在唱做两方面均作了革新,加以区别。如见娘时的导板,“杨六郎唱‘见老娘’,离座下帐,观察,见佘太君神色不对,停步,退三步,再前行,接唱‘施一礼恭身下拜……’拱手齐额,左、右、中三拱,同时偷觑佘太君脸色仍未平和,急侧身洒袍成半圆形跪下。这一连串动作、眼神都在长拖腔中完成,唱与做浑然一体。(见《湖南地方剧种志?湘剧志》133-134页。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把杨六郎和佘太君在特定、复杂环境下的母子关系,从一句唱腔里揭示无遗。她的打鼓戏《打鼓骂曹》和《庄王擂鼓》亦是佳作。台上几分钟的击鼓,台下“从敲枕头到打闹台,足足地搞了一年(见《我演打鼓戏》,刘春泉口述,张九整理。载《湖南戏剧》1983年第三期。敲枕头:在家以枕头作鼓练习。“打闹台”:旧时戏班演出前先以锣鼓闹台,借以招徕观众。分为三通,一通只击鼓;二通击鼓后鸣锣三下;三通全堂打击乐齐上。初学武场者多借此操练。)”她击鼓不是单纯卖弄鼓技,而是紧密结合人物此情此景中的感情心态,演祢衡抓住“以下傲上”;演楚庄王则是“以上伐下”的要领,前者的心态“怒而狂”,后者“恨而恐”。同是打鼓戏,刘春泉演来,性格迥异。 　　她在改编的大戏《生死牌》中,塑造了主角黄伯贤主持正义,舍己为人的感人形象,如《后堂》一场,“有一段倾诉与玉环之父王志坚旧时友情的唱腔,起腔深沉、缓慢,继而逐渐加快,到最后,情绪激昂慷慨,遂将纱帽丢在地下,借以集中地强烈地表现出黄伯贤对贺总兵的愤恨以及舍命救玉环的决心。(刘春泉《崇高的品质,高尚的风格――我演黄伯贤的感受》,载《表演经验谈》第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接下来的父女别,刘春泉在《反南路》唱段中,她用“反正夹唱”的方式,先来几句沉长的低音,表现人物悲痛欲绝但又束手无策的心情,唱得声情并茂,荡气回肠。在这一倾刻,演员和观众都流下了眼泪,其情至为感人。1959年《生死牌》(当时名《三女抢板》)赴京参加建国十周年献礼演出,毛泽东主席观看后,“他老人家还向我要了剧本”,并建议将剧名改为《生死牌》(1993年11月6日,刘春泉在省会戏剧界纪念毛泽东主席诞生一百周年忆谈会上的发言。载《戏剧春秋》1993年第6期3页。)。在此前后,毛主席还多次接见和看过她的演出,对她的《辕门斩子》一剧给予了肯定和称赞:“这伢子演唱得很好,我爱看(1993年11月6日,刘春泉在省会戏剧界纪念毛泽东主席诞生一百周年忆谈会上的发言。载《戏剧春秋》1993年第6期3页。)。”1975年毛主席在湖南养病期间,又点播了此剧和《金沙滩》、《生死牌》的录像。上海电影制片厂于1959年将《生死牌》摄制成舞台艺术片;1986年她又以此剧赴香港参加“中国地方戏曲展”;2002年应邀赴台北参加“地方戏曲大展”,以精湛的表演艺术,赢得港台同胞的热情赞扬。台湾媒体报道:“‘六岁红’刘春泉带来《生死牌》,地方戏曲大展压轴演出(见台北报纸复印件,存笔者处。)”。粤剧著名表演艺术家红线女著文说:“湘剧的《生死牌》是震动全国艺坛的名剧,并且拍成了电影。在这出戏里,我们看到了刘春泉同志的精彩演出,她曲折地突出地而且鲜明地表达了正义善良知县黄伯贤的内心世界,艺术造诣真是达到了高峰。(红线女《陶醉